所以說，隻有好心，不足以治理政治。《詩經》說：“不要偏高啊不要遺忘，一切遵循原來的規章。”遵循前代聖王的法度而犯錯誤的，是從來沒有過的。聖人既用盡了目力，又用圓規、曲尺、水準、繩墨等來製作方的、圓的、平的、直的東西，那些東西便用之不盡了；聖人既用盡了聽力，又用六律來校正五音，各種音階也就運用無窮了；聖人既用盡了腦力，又施行不忍人的仁政，他的仁愛之德便覆蓋於天下了。
選賢才是因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竊據了高位，奸邪當道，殘害忠良，必然就會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世風日下，天下大亂。曆史依據不勝枚舉。所以，一定要注意領導幹部的選拔。這兩個方麵在《論語》、《孟子》中都一再強調。而“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說法成為了人們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麵對日益緊張激烈的市場競爭，許多新事物新現象冒出來，其是與非，正與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難以評說。這時候，大家對“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製法規的呼聲日益強烈。
不用圓規和曲尺，就不能畫出矩形和圓形來。我們的生活，辦事情，都必須遵循一定的規章製度，否則，各行其是，準會亂了套。
唐玄宗時，有李適之和李林甫兩位宰相共同輔政。二人麵和心不和，互相勾鬥，但表麵上還很客氣。
唐玄宗荒於酒色，窮奢極欲，弄得國庫日見空虛，滿朝文武都很著急，思謀開源節流之計。最後，皇上也感覺到了財政威脅，下詔讓兩位宰相想辦法。
形勢所迫，二人都很著急。但李林甫最關心的卻是如何鬥倒政敵，獨攬大權。看著李適之像熱鍋上的螞蟻，李林甫生出一條毒計來。
散朝之後，二人閑扯，李林甫裝作無意中說出華山獲金的消息。他看到李適之眼睛一亮，知道目的達到了，便引開話題說別的。李適之果然中計，忙不迭回家，洗手磨墨寫起奏章來，陳述了一番開采華山金礦、以應國庫急用的主張。
唐玄宗見到奏章大喜，忙召李林甫來商議定奪。李林甫裝出欲言又止的樣子，玄宗說：“有話快講！”李林甫壓住了聲音裝作神秘地說：“華山有金誰不知？隻是這華山是皇家龍脈所在，一旦開礦破了風水，國作難測。”玄宗聽罷點頭沉思。那時，風水之說正盛行，認為風水龍脈可澤及子孫，保佑國運。而今聽得李適之說出了這樣的餿主意，玄宗心中當然不高興。李林甫見有機可乘，忙說：“聽人講，李適之常在背後議論皇上的生活末節，頗有微辭，說不定，這個開礦破風水的主意是他有意——”玄宗心煩意亂，拂袖而去了。李林甫見目的達到，心中暗喜。
自此，玄宗見了李適之就覺得不順眼，最後，找了個過錯，把他革職了。朝廷實權，便落在了李林甫手中。但如此踩著別人肩膀上，失去正當的競爭規則，使唐朝到此人心惶惶，國家陷入混亂。所以無論在職場、官場、商場，都要有合理的遊戲規則，每個人都得懂規矩，否則人與人必然是明爭暗鬥，弱肉強食，失之於中庸。
三、欲速不達——合理控製時間，保持持續發展
1．隻強調速度是達不到最佳效果的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長，他來見孔子請教管理方麵的事情，孔子告訴他做一個地方首長，行政、建設等一切製度，要顧全到後果，為百年的大計，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地就拿成果來表現。也不要為一些小利益花費太多心力，要顧全到整體大局。
孔子行政，強調層次和秩序，一步步穩紮穩打，決不突擊政治或者急功近利。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端正名分，也就是各人自己的職守要明白；各人都明白了自己的職守本分，那麼說話也就順暢了，然後做事也就能夠成就，禮樂教化也就因之而興起。禮樂教化得以實行，道德標準也可以建立，便能夠輔助以刑罰法律。道德禮儀教人如何去做，刑罰法律教人什麼不能去做。這樣一來，百姓便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了。
孟子說：“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也。”人心浮躁，是很難幹成一番事業的，當今一些人在學習上，今天要當作家，明天要當畫家，後天要當鋼琴家，結果什麼也沒學成；在工作上見異思遷，一個位子沒坐暖就跳槽，結果一樣本領也沒掌握；在經商人，喜歡跟風，看別人什麼賺錢也做什麼，想一日暴富，結果虧了老本，栽了跟頭。
中庸處世，重視學習工作的專心致誌，反對三心二意，反對不切實際地追求速度。孟子以下圍棋為例，他說，下圍棋隻是小技術，如果不靜下心來控製節奏，那也學不會。弈秋是全國的下圍棋能手，假如讓他教授兩個人下棋，一個人很專心，聽弈秋指導；另一個表麵聽著，心裏卻在想，要是有隻天鵝快飛來，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後者的學習成績一定不如前者。這是因為後者不如前者聰明嗎？自然不是的。這說明學習上的差異，和對學習是否專心有關，而不完全是決定於人的天資的高低。這是中國教育史上最早討論注意問題，有意注意與無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