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實力是靠毅力打拚出來的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論語》
孔子告訴子貢，一個做手工或工藝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應該先把工具準備好。那麼為仁是用什麼工具呢？住在這個國家，想對這個國家有所貢獻，必須結交上流社會，乃至政壇上的大員，政府的中堅；和這個國家社會上各種賢達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換句話說，就是要先了解這個國家的內情，有了良好的關係，然後才能得到有所貢獻的機會，完成仁的目的。
現在由這句話看起來，好像孔子很厲害，他曉得利用關係。他說，要到某一國家去，達到某一個目的，先要和這個國家的上流社會，政府首長的關係，都搞得非常好，同時把社會關係搞好，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達到仁的境界。孔子這些地方，看起來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厲害！事實上任何人，任何時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點，這裏是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做到仁，需要毅力，需要不斷努力。
這是子貢問為仁，如果是別人問為仁，孔子就不會這樣講了。我們從曆史上看到，子貢的確做了很多事情，夠得上是一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經濟家和工商業巨子，所以他這樣告訴子貢。換句話說，孔子本身周遊列國，見72位國君，也是這樣做的，像衛國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運氣不好，始終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擇手段，則可以很輕易拿到政權，但是他講仁，始終守著最高的道德原則。他告訴子貢的，也是這樣。
知識分子的重要責任就是傳播文明，但要想完成這個任務，首先必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利器，那麼實現自己的主張才能有可能。因此，孔子要求知識分子必須輔佐那些賢良的士大夫，與那些德仁的人士相交往，影響他們，然後使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人生觀點得以實現。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子評價子貢為瑚璉之器，具有華美而貴重的素質，而認為管仲的器量比較小。“不器”者雖然要突破各種“器”的限製，思考根本性的問題，但是卻沒有理由輕視各種“器”的作用，有一些哲學的思維就目空一切，在孔子那裏大概是講不通的。
當然，器重別人，並不是貶低自己，或者說，為了獲得器重而貶低自己，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恥的。自己的實力要靠自己打拚來增強，要建立好的人緣。雖然孔子對自貢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而不是要藏起來。但是，孔子的回答是針對子貢所說的有一塊美玉，是藏起來，還是“求善賈而沽諸”，在這樣一個選擇中，孔子傾向於後者，甚至是比較強烈地要“賣出去”，但是，子貢說的是“求”，孔子說的卻是“待”，願者上鉤的意思，也是一種“閑”的狀態，如果去“求”，那就很忙碌，會失去思考者的獨立。
4．急功近利是不自信的表現
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故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
——《管子》
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節奏越變越快，首先有那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大潮，引得人費力費神地去獲取；次則越來越便捷的交通工具被製造出來，挑激起人們到各地觀光、嚐試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願望。可是許多人在這一環境中變得急功近利，行為不知不覺地就不符合理義和規則。
生活的快節奏，導致人心態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大家都太急於求名，急於求利，急於求成。何謂急功近利？急切地追求短期效應而不顧長遠影響；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顧根本道理，謂之急功近利。
做事如果急功近利，一定目光短淺，隻看到眼前的境況，盲從世俗，胸無大誌，心情狹窄，認為吃好穿好玩好便就是好。而為了吃好穿好玩好，他可以不擇手段，不顧廉恥，成天絞盡腦汁，時刻伺機取巧，什麼人格啦、尊嚴啦、德行啦、操守啦、靈魂啦，通通拋到九霄雲外，見鬼去了。他整天大汗淋漓，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可最後什麼也沒撈到，什麼也沒享受。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越是急功近利的人，越難得到功利；越是不顧廉恥的人，越難得到快樂。
急功近利實際上是極不自信。作家因為功利寫不出好作品，藝術家因為功利忽視了藝術和功底，運動員因為功利會有違規行為，有人因為急功近利，過早地戴上近視眼鏡。為了擺脫眼前的困境，可以不顧未來的利益；為了求得一時的痛快，以長遠的痛苦作為代價。難道我們都是功利之人，眼裏隻有名和利？你也許一時得到，可是你付出的太多，得到的終歸少得可憐。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過度失望，讓你覺得活著真累，毫無幸福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