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
魚是我喜歡吃的，熊掌也是我喜歡吃的；如果不能兩樣都吃，我就舍棄魚而吃熊掌。生命是我想擁有的，正義也是我想擁有的；如果不能兩樣都擁有，我就舍棄生命而堅持正義。生命是我想擁有的，但是還有比生命更使我想擁有的，所以我不願意苟且偷生；死亡是我厭惡的，但是還有比死亡更使我厭惡的，所以我不願意因為厭惡死亡而逃避某些禍患。如果讓人想擁有的沒有超過生命的，那麼，隻要是可以活命，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呢？如果讓人厭惡的沒有超過死亡的，那麼，隻要是可以逃避死亡的禍患，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呢？
但也有些人，照此做就可以擁有生命，時照此做；照此做就可以逃避死亡的禍患，卻不照此做。由此可知，的確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擁有的東西，也的確有比死亡更使人厭惡的東西。這種心願本不隻是賢人才有，而是人人都有，隻不過賢人能夠保持它罷了。一籃子飯，一碗湯，吃了便可以活下去，不吃就要餓死。如果吆喝著給人吃，過路的人雖然餓著肚子也不會接受；如果用腳踩踏後再給人吃，就是乞丐也不屑於接受。可是現在，萬鍾的俸祿卻有人不問合乎禮義與否就接受了。萬鍾的俸祿對我有什麼好處呢？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奉養以及我所認識的窮苦人感激我嗎？過去寧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現在卻為了住宅的華麗而接受了；過去寧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現在卻為了妻妾的奉養而接受了；過去寧肯死亡都不接受的，現在卻為了我所認識的窮苦人感激我而接受了。這些不是可以停止的嗎？這種做法叫做喪失了本性。
“魚與熊掌”的確是我們的生命曆程中經常遇到的二難選擇。大而言之，想名又想利；想做官的權勢又想不做官的瀟灑自 由。小而言之，想讀書又想打麻將；想工作又想休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之所以難，難在舍不得，難在那不可得兼的東西都是“我所欲也”，甚至，也是人人所欲的。不然的話，也就沒有什麼可難的了。生於朗朗乾坤、太平盛世，似乎已沒有生與義，生命與愛情與自由的不可得兼了，這是幸事。不過，麵對滾滾而來的經濟洪流，義與利的二難選擇卻恒常懸在我們的麵前了。
利，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什麼而取什麼呢？至於孟子所說“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則是所謂“不吃嗟來之食”的問題。活著，這是人類最基本的欲求，也是完全正當的欲求，誰不想活著？“義”即道德義理也是人類的欲求，人人都有道德上的價值，人格上的尊嚴，這就是人所本有的“良貴”。但是，當二者發生衝突時，決不能苟且偷生，而要“舍生取義”。這兩種不同的“欲”，有價值上的本質區別，因而才有這樣的選擇。這完全是一種自我選擇，其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有內在根據的，這就是情重於欲。有情才有義，謂之“情義”，這是人之所以尊貴的內在根據，也是人的生命的價值所在。如果為了活著而犧牲生命的價值，就是“無義”之人，人而“無義”，是一種最大的恥辱。
簡易原理在於設官分職，互不侵犯。再說君主自有他的職責，臣有臣的職責，各守其職，各盡其能，就能達到簡易了。
諸葛亮治理蜀國，什麼事都親自過問，楊容曾經勸諫他，說：“作為丞相，您治理方麵應有體統，上下不能侵犯。”諸葛亮不聽從。蜀國雖然得到治理，可是自己卻費心勞神而喪生。雖然責任感太重，以致於盡心努力去做，卻實在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妙用。這也是簡易政治的說明。不僅從政是這樣，用人也是這樣。
作為君主來說，隻需要挑選大臣，提拔任用，至於下麵各級基層官員的提拔與任用，應由他們處理，不宜詳細過問。過問就是侵職，就不能達到簡易了。而且對這樣細小的事情，十件隻有五件恰當，百次隻有十次正確，不正確的又怎麼辦呢？
據史書記載，有一天，元順帝在欣賞宋徽宗的書畫。稱讚不已，而奎章閣學士夔夔進來說：“徽宗是位多才多能的人，惟獨一件事沒有才能。”順帝問什麼事，他回答說：“惟獨不能當皇帝。他身體受侮辱，國家受破壞，都是不能當皇帝所造成的。凡是當君主的，重要的就是能當好君主，而徽宗卻不是這樣的。”
又有《北窗炙裸記》中周正夫說：“宋仁宗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一個做帝王的人，隻要當帝王就夠了，一個做宰相的，隻要會做宰相就行了，所以仁宗在史載中稱他為明君，而曆史稱丙吉為名相，就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的例子。
重要的一點是你要明白，什麼該取就毫不猶豫地獲取，什麼該舍的就毫不猶豫地放棄。
7．如何培養自尊心與自信心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
求索才能得到，當然求索有一定的標準，不能違背人性的需要。要想成為一個超古越今、頂天立地的聖賢豪傑，隻有從強烈的文化意識裏，從堅強的曆史意識裏，培養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從人性的覺醒，從理性的覺悟裏，樹立起超人的人格與道德，使人能成人、使人與禽獸有所區別，這也就是儒家精神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