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普法戰爭爆發還有13年，毛奇已經做好了周密作戰計劃。普魯士的每一個高級將領都得到一封密信，信封裏放著關於戰爭的秘密訓令，比如怎樣調遣軍隊，怎樣進攻退守。一旦接到戰爭動員令，這些高級將領便可以拆封讀信，依照去做。此外，作戰的地點也預先有規劃，設置在地理最恰當、交通最有利的地方，以便戰爭時調度。毛奇還及時調整作戰部署，修正作戰計劃，再密封著交給每個將領，以備隨時應付戰事。因此，普法戰爭爆發後，普魯士的軍隊在毛奇將軍的領導下進退自如，攻守有序，如同鍾表裏的發條機製一般準確。
法國軍事當局與擁有毛奇將軍的普魯士軍事當局簡直有天壤之別：一個事事都有準備，一個事事沒有準備。戰爭開始後，法軍的將領常從前線電告總司令部，不是說缺少給養，就是說缺少紮營材料，還常報告說軍隊不能迅速集中。結果，法軍不堪一擊，給法國帶來了恥辱。
一個農夫要想有豐盛的收獲，必須提前造好一塊地，必須在播種的時候撒上飽滿的種子。我們要想獲得事業的成功，也必須瞄準目標，保持心靈桌麵的整齊，以飽滿的熱情時刻準備成功。
一個人無論是經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大事業，還是小到私人談話、日常活動，或者僅僅關係到一兩個人得失的小事，如果不事先有預謀和有準備，尤其是嚴格的準備，或是多方麵的準備，它最後的結局就不能滿足你的願望。
6．預備計劃不能太過分
天下之事，製之在始；始不可製，製之在末。
——蘇洵《上文丞相書》
蘇洵和他的兒子蘇軾蘇轍在四川大山裏多年寒窗苦讀，有一年他們要進京考試了，老爸蘇洵帶領兩個兒子，提前幾個月來到京城進行社交活動，拜訪當時的名人張方平、歐陽修等。書上說，老蘇與一些名人見麵後拿出的是詩，不知還有沒有四川的土特產。蘇氏父子三人靠的是真才實學，但他們進城想找人提攜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害怕京城，而用良好的人際關係為自己壯膽？他們深悟“預則立”的道理。
曾國藩從湖南湘潭一個叫荷葉塘的小山村走出來，幹了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可他畢竟是一位受人懷疑與牽製的漢族人，前程乃至命運都掌握在滿旗人手中，他極明白“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的中庸處世之道，於是向滿族權貴靠攏，投入穆彰阿、恭親王的門下，使他們成為曾氏在京城的落腳點和靠山……
但是，預備不能過分了，計劃不能太高了。過分了會纏住自己。例如有一家人聽說洪水將發，采購了很多食品，可洪水來的時候，別人撤得快，而他們卻被這些食物所累，顧這顧不到那，損失嚴重。西方有個叫奧卡姆的人，他建議不能把計劃搞得太複雜了，要像理發一樣用剃刀把不必要的設計剃掉。
孟子說：“起初的條理，是智慧者的事情；最後的條理，是聖人事情。”荀子說：“聖人的語言雖千舉萬變，把它們統類起來，也就是個‘一’了。”提綱挈領，守要不繁。隻要把住大道，把住政策，把住原則，把住方針，就可盡領導的事了。
程頤說：“所把守的東西不能製約，就會泛濫成災。”天玄子說：“所治理的東西不能製約，就會紛亂更紛亂。……居中所以應圓，執簡所以抗繁，處易所以待變，守一所以用萬。”簡易的要點，在於求取條理與統類的中和。
《周史》記載：太公封於齊，五個月就向周成王回報了政治概況。伯禽封於魯，三年才回報政治概況。周公詢問太公說：“你辦事怎麼這樣快呢？”太公說：“我簡易了那裏的君臣秩序，禮儀隨從當地的風俗。”周公又問伯禽說：“你怎麼花了這麼長時間呢？”伯禽回答說：“我改變了屬地的習俗，改革了人們的禮規，三年後才完成。”周公聽到伯禽的話後，說：“後代的人到齊去服侍他的君主嗎？政治不簡易，人民就不能親近他，平易親近人民，人民必然歸順他。”這就是簡易原理的一個最好說明。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使用降低計劃的方法來達到目的。比如要讓貪玩的孩子每天回家隻看一小時電視，你不妨說隻允許他看半小時，他再三要求下你隻好答應了一小時的要求，他便不會再鬧了，因為你已經縮減了計劃。再比如在市場上。貨主往往把商品標價多一兩倍，這樣他可以慢慢地讓到他的正常價位。如此一來，顧客也覺得占了不少的便宜，很容易掏錢來買。這種做法可能有些過詐，可人們的心理已經習慣如此：不管你真的讓步與否，你得讓他對方感到你已經讓了很大的步。
這個道理反過來用，也可以成為“欲求一尺，先要一寸”的退讓方法。倘若你需要他人提供較多的幫助，不妨采用“登門檻”技術，即先請對方予以小的幫助，然後拾階而上，要求他幫助解決更大的問題。社會心理學家弗裏德曼和費拉瑟對“登門檻”技術作了一番實際的調查研究；他們先挨家挨戶找主婦在一份所謂“安全駕駛請願書”上簽名，幾乎所有的主婦都答應了這項不費多少心力的要求；幾天後，他們又要求這些主婦答應在她們的私人庭院裏立一塊不太美觀的大牌子，上書“謹慎駕駛”。結果有50%以上的主婦同意了，而另一組被直接要求立牌的主婦中，隻有幾個人接受了這一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