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最後雖是因受趙高陷害，被荒淫無度的秦二世處死——“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但是，他的死可謂咎由自取、因果相報，因為他死時所受的嚴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議製定用來“役民”的。李斯與他兒子押向刑場的時候，他對兒子說：“此時要想和你牽黃犬出東門也不可能了。”
李斯在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聲譽”，但他的這種“聲譽”給法家背上了無法洗刷的曆史黑鍋。李斯所作所為，也使其作為秦始皇開朝輔佐重臣的意義化為烏有。
李斯繼承先秦法家傳統的反儒思想，提出“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 “明申、韓之術”，“修商君之法”，並特別推崇商鞅、韓非的“重刑輕罪”思想。他援引韓非的“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的說法，論證必須把刑罰嚴加於應受懲罰者的身上。他還援引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深督輕罪，使吏民不敢輕犯法的說法，論證“必深罰”。從秦始皇統一全國到秦王朝覆滅，秦的刑罰一再加重，以至於後期出現了“劓鼻盈累，斷足盈車”，“赭衣半道，斷獄以千萬數”的局麵。他卻不沒想到自己死在酷刑上，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悲哀。
張居正也是個改革家，他的新政實施了10年，雖然他主導的改革成功了，但預示身後隱伏著危機。他去世不久，他的家就滿門查抄，家屬餓死十多人，凡被認為與張結黨的官員，統統被削職。
至於他一腔心血建樹的新政，更是付諸流水。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身後一敗塗地”。
為什麼苦心經營10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卻一朝顛覆，毫無招架之力？
新政初期，神宗是個不甚解事的少年，張居正是他的老師。張老師對學生說：“皇帝同學，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我想著手改革，行嗎？”
學生敬佩老師，說：“你要改革就改革吧，我擁護你。”
張老師說：“說哪裏話，怎麼是你擁護我呢？應該是我擁護你改革，我隻是個執行人而已。”
師生說話多是這種版本翻版，也就是老總處處聽從老師的指點。隨著年齡的增長，神宗已成長為統治階級的最高代表，至上的皇權刺激他無限膨脹享受一切的欲望，對張居正規勸“戒遊宴、節賞賜、勤讀書”的說教已有所不滿，這一裂隙早就被反對派窺視在心。
帝權和相權本是一組相依相克的矛盾，權高震主，遭到皇帝的忌恨，往往成為宰相的悲劇，張居正也不例外。在皇帝年幼時可以忍受的，到成年卻成為削奪相權的口實。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神宗心裏難過了一陣子，但接下來他喘了一口氣，仿佛壓在身上的大山被推開了，他說：“還是舊政好啊。怎麼改革改到我頭上來了呢？老張真不是個東西。”
這時反對派的發難首先得到皇帝的支持，落井下石的，乘機報複的，群起而攻之，禍延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員，不到一年改革派被清洗殆盡。
十年新政，毀於一旦，皇帝態度的變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執政者麵臨社會危機的時候，苦於謀求出路，保全統治地位，可能同意或支持改革，從而約束自己的貪欲，一朝改革初見成效，危機解除，貪婪的階級本性又促使他們擺脫改革所帶來的節製，進而廢除改革。在皇帝一言定法或廢法的時代，政以人舉也必將以人亡。成於斯者敗於斯，這是專製主義政體下政治變遷和社會改革的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