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靜之為衡，動之有序的最高法則。中庸，直指人心、內心，即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以人的內在要求，即人性、本心為出發點和根本價值依據，在外部環境（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中尋求結合點，也就是使內在要求，在現有的外在環境與條件下，得到最適宜的、最恰當的、無過與不及的表達與實現。這也就是《中庸》所謂“致中和”、“合內外之道”。如果人們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處地做，就會營造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和人際環境。
一、誠於中，形於外——誠信是為人處世的基石
1．做一個講誠信的人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中庸》
“誠”是中庸德性觀的軸心，它是聯結天人，使之合一的規範，它是人無條件地依此規範而行的存在，是人的道德思索與行為規範的憑借；“誠”是貫通天地人的普適規範，它能夠將三者有效連接，從而使人的生存處在一種相互和諧的格局之中；“誠”既允諾了在具體的、不完滿的倫理實踐中，達到全體的、完滿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從而開啟了中庸作為實踐倫理的大門。
子思認為“遵道而行”，要有“擇善而固執之”的主觀精神——誠。誠作為一般概念，具有真誠、無妄、純正、專一等含義。它也表示人們精神專一的狀態。但誠的這種主觀精神狀態，又被子思誇大為貫通天人的絕對精神。他以“誠”為本體，認為“誠”就是天道。子思提出“誠”的概念是為了論證“天人合一”的思想。
“誠”體現在人的身上就是“性”，人們修養到“至誠”的境地，就能通達天德、懂得萬物的道理，以及懂得什麼才是最佳的為人處世方法，從而成為一個真正有作為的人。
誠可表現天地之真，充實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有了真誠，才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神明之所以為神明。誠為人性中第一美德，為英雄豪傑、偉大人物立德立言的第一要素。有了真誠，才見人之所以為人，英雄豪傑之所以為英雄豪傑、偉大人物。
西魏時期，北雍州一帶經常有盜賊出沒，因為這一帶山林茂密，盜賊進退很方便，官府拿他們沒法子。本地的刺史韓褒心裏委是著急，四處派手下暗中探訪，結果手下人來報，盜竊行徑全都是當地豪門大族家裏的弟子幹的。怎麼辦？韓褒假裝不知道這些紈絝弟子幹些什麼勾當，對這些豪門大族還是挺客氣的。
這天，他把這些大族家裏的人都召集來開會，用懇切的語氣對他們說：“我這個刺史是個書生起家，哪裏懂得緝拿盜賊，所以，隻好依賴諸位共同分擔這個憂愁了。”說罷，便讓那些平時在鄉裏為非作歹的弟子，一個不漏地臨時做各處的主管，劃分地段分別管轄。有發現盜賊而不捕獲，按故意放縱論處。以此，被暫時任命的少年，沒有哪個不驚恐害怕，都自首認罪說：“前時發生的偷盜案子，都是我們幹的。”這些被任命為緝盜主管的盜賊，都變得積極起來，把所有黨徒同夥的姓名全部列出。那些逃跑躲藏起來的，也都說出了他們躲藏的地方。
韓褒拿過名單，囑咐那些主管一番，先打發他們回去。第二天便在州城門邊貼上一張告示。讓那些曾幹過盜賊的，趕快來州府自首，馬上免除他們的罪。過了這一月不自首的，除當眾處決本人外，還要登記沒收他的妻子兒女，賞給先前自首的人。
十天之內，眾盜賊果然全部來自首了。韓褒拿過名單——核對，一個不差。韓刺史赦免了他們的罪，讓他們改過自新。這招還真靈，這些盜賊從此再也不敢為惡了。
朱熹說：“不能感動人，都是誠意不到位。”程頤說：“用誠來感動人，人也用誠來回報你。用權來駕馭人，人也用門道貌岸然來對待你。”凡是自己用什麼辦法來對待人，人也用什麼方法來對待你，可以說是分毫不差，一報還一報。程頤還說：“人的毛病就是在於用智，在於用權，雖然是好事，但都是作為不誠無物的表現。”曾國藩曾經有所感慨地說：“天地之所以不停止，國家之所以建立，聖賢之所以高大長久，都是誠來體現的。”然而誠就是最真，最真就能達到最美，最美就能達到最善，這樣便是天地的大德。
2．如何讓人走出欺詐的極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中庸》
荀子強調即使是普通的談吐也一定要誠實可信，即使是一般的行動也一定要謹慎小心，不敢效法流行的習俗，不敢自以為是，像這樣就可以叫做誠實之士了。誠實是對別人而言的，也就是說誠實是有對象的。自己對自己是透明的，無所謂誠實與不誠實，就像含蓄一樣，含蓄是一種對象化的裝飾風格，當一個人愈是在乎另一個人，就愈是含蓄的淋漓盡致；當一個人麵對自己或最體己的人時，他是用不著含蓄的。誠實就是徹底地卸掉所有的偽裝或技巧，把自己像一朵花那樣打開，自然、樸實、親切。誠實的力量是一種敞開的力量。
北魏太武帝讓崔浩負責編寫魏國曆史，太子的老師高允也參加了編寫，他為了擴大影響，竟把國史刻在石碑上，讓百官閱讀，這使皇帝非常不高興，責問高允說：“國史都是崔浩寫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