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大聲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學者顧炎武認為，在禮義廉恥四者中，恥是最重要的。一個人之所以不清廉，乃至於違犯禮義，做出種種不合乎道德的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不知羞恥。如果為政者沒有“恥感”，沒有羞恥之心，就會背離黨的事業，會幹出醜惡之事，就會給一個單位、一個地區帶來不良影響，甚至使國家蒙受災難和恥辱。正如法國莫洛亞所說：“寡廉鮮恥，在任何時代都足以促使統治集團的滅亡。”康有為說：“風俗之美，在養民之恥。恥者，治教之大端。”一個人知恥，便可以反省自己，而廉潔自律是知恥的結果和升華。
二、恭敬中禮——兼容並包，擴大自己的內存
1．與持不同意見的人和諧共事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論語》
這是孔子提出來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它具有深刻的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內容，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傳統。
“和而不同”首先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在先秦，“和”與“同”是兩個使用得很多的範疇。和與同的區別最早見之於兩部古籍——《左傳》與《國語》。《左傳·昭公二十年》記齊侯與晏子論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這話意思是：和與同是不同的。和好比做羹湯，用水、火、醬、鹽、梅，來烹調魚和肉。經柴火燒煮過的湯，各種元素已融為一體。廚工根據人的口味，適當加以調和，太淡就增加調料，太濃就加水衝淡。
《國語·鄭語》則這樣說“和”：“夫和實生萬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這話出於史伯之口，他是對鄭桓公說這番話的。其意是說：和諧才能生成萬物，同一就不能發展。把不同的東西加以協調平衡就叫做和諧。這種和諧，豐富中見出統一，發展中見出方向。如果不是這樣，把相同的東西相加，那用盡了也就完了。
“和”與“同”的三個重要區別：第一，“和”是眾多的統一；“同”是單一重複。第二，“和”的統一是化合，各種參與“和”的元素並不消失，如鹽放進湯中，鹽味仍在，但元素原有的形態不存在了，它們以新的形態參與共同體；而“同”的統一是混合，事物原有的性質與形態均存在。第三，“和”具有創造性，“和”的統一產生新事物，故“和”是發展之本，前進之基，生長之根；而“同”隻是同一事物的相加，不產生新事物，故不具創造性、再生性、持續發展性。
《周易》將“和”的這種眾多的統一，歸結為對立雙方的統一—陰陽的統一，按周易哲學，陰陽統一是一種相應相感相交的統一，首先是相應，陰與陽應，陽與陰應；進一步則是相感；再進一步則是相交，最後實現二者的融合。《周易》鹹卦就生動地記述了男女青年由相感到相交的全過程。開初，“鹹（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感”）其拇”，僅觸及對方的腳指頭，屬於試探性的行動，繼而“鹹其腓”，觸及小腿肚，仍是試探，但有重大發展。身體的相感啟動心靈的相通，於是，“憧憧往來，朋叢爾思”。最後身心相交，“鹹其輔頰舌”——兩人擁抱親吻了。男女相交是生命之源，陰陽相交是萬物之源。古老的《周易》將“和”的哲學發展成生命本體論哲學。
我們這個世界居住著各色人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製度、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習俗……共處一個地球。這些人群必然有交往，有衝突，有矛盾。但是，他們隻有實現了“和”即和平地共處一個地球之中，才能構成一個美好的世界。最小的社會也許是一個家庭，一個小組。家庭成員、小組人員不會完全一致的，必然有分歧，有矛盾，有衝突。這很正常，但同樣隻有在相互交感中實現了和諧，才有集體的活力產生。
孔子常常將“君子”與“小人”加以對比的。君子重義，故能尊重對方不同於己的意見，又能和諧相處；小人重利，隻有利益相投才能同處，但一遇利益衝突或意見相左，便不能相互尊重，和諧相處。朋友是重要的社會活動圈，如何交友，有許多重要的倫理原則。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和與同在這裏的重要區別，在於原則性，承認原則性，就是承認差異，有差異性的統一才是“和”。在倫理學上，“和”則是原則性基礎上的統一。既然是朋友，當然要互相幫助，不分彼此，但不能因為是朋友就什麼都幹。原則性是必須堅持的。朋友之間隻是講“同”，就沒有原則了。好事做，壞事也做，如若朋友中有人陷入罪惡，其他的人就很可能同流合汙。
孔子深惡痛絕那種專搞小圈子“同而不和”的小人。歐陽修做《朋黨論》，將孔子的思想加以創造性的發揮。他指出：“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且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這種觀點是深刻的。這種“同而不和”的小人，屢見不鮮。
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定，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