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說：“您既然是個狐仙，就一定懂得法術，替我變些錢財行嗎？”
狐仙不禁有些不悅，說：“這恐怕不太好吧。”
秀才連連請求：“您看我這麼窮，何不幫我這個忙，變一下小法術呢？”
狐仙說：“好吧，但是你得給我十幾個銅錢做母錢，才能變呢。”
秀才立即答應了，拿出一些零錢，交給了狐仙。狐仙拿著銅錢念起咒語，然後將銅錢往空中一拋，大喊一聲：“變！”隻見從天空中下起了銅錢雨，一會就把屋子填滿了。老者讓銅錢雨停下後，說：“我們的法緣已經盡了，告辭。”說罷就離開了秀才家。秀才送走了老者，高興地轉身回家，說：“這下發財了！”可是他一進屋，卻發現屋子裏什麼都沒有，剛才的那些銅錢都消失了，隻剩下做母錢的那幾個銅錢。秀才憤怒極了，就追出門要向老者問個清楚。當他追上老者的時候，就責問道：“你為什麼要玩把戲戲弄我，讓我空歡喜一場？”
老者說：“我本來和你以文字論交，並不想幫你作賊，要是你想發橫財，應該去同賊寇交朋友，我可不會如你的心願。”說完就消失了。秀才愣在那裏，半天回不過神來。
窮當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錢應該用勞動去換得。秀才想貪得非分之財，真是辜負了古聖先賢教化人的苦心。
現在有人拿“安貧樂道，知足常樂”這句話，批評中國文化，說中國的不進步，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這種批評不一定對，“安貧樂道”與“知足常樂”，是個人的修養，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養到。我們當然更不能說中國這個民族，因為這兩項修養，就不圖進取。事實上沒這個意思，中國文化還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鼓舞人的名言，我們不可隻抓到一點，就犯以偏概全的錯誤。
貧窮與否取決於外界的比較和自己的所需，人經常會說，“我要有很多很多錢，或者要有很多很多愛，要有個自己愛的並且愛自己的人在身邊，我就滿足了”類似的話。相對很多人來說，也許這輩子都難以達成一些小小的願望，終其一生，鬱鬱而終。
勸慰一個人，總要不免提及到，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情，這並不是說我們不知道世事無常，世道險惡，而是我們懂得珍惜，去享受美好的，去捕捉一個好的心情。孔子把人心看透了，才有這句地道的話。
4．偏見害人，聰明障道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左傳》
荀子《性惡》中說：堯向舜問道：“人情怎麼樣？”舜答道：“人情很不好，又何必問呢？有了妻子，對父母的孝敬就差了，嗜好，欲望達到了，對朋友的信賴就差了，高官厚祿的願望滿足了，對君主的忠誠就差了，這就是人情呀！這就是人情呀！這很不好，又何必問呢？”隻有賢良的人才不這樣做。你不要顯示才華和高尚，他會因此而嫉妒你。你可別太得意，他在最陰暗的角落詛咒你。你也別太神氣，他會用肮髒的語言攻擊你。嫉妒是沒有原因的，他嫉妒你是因為他需要嫉妒你。有時是因為他的才能不如你，有時是因為你的才能居然和他相差無幾。
照《宋書》記載，範曄的確犯了謀逆大罪。其主要同夥是一個陰險狡詐、野心勃勃的孔熙先；而所擁立者又是一個專橫跋扈、驕狂侈靡的彭城王劉義康；期望推翻的卻是一位有著“元嘉治世”善政之譽的宋文帝劉義隆。範曄的倒行受到了嚴厲懲罰是理所當然；他的死，隻能說明由於他的貪心，使他自食其果。
範曄之貪，既貪權位，又貪財、貪色。他貪權位，已“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仍“意誌不滿”；時與沈演之並為宋文帝“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然因盛妒，“演之先至，嚐獨被引，曄又以此為怨”；謀逆中，“乃略相署置”，幻想當上“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他貪財，一個“素不為曄所重”的孔熙先，招他“與戲”、“共博”，在賭博中玩弄以輸代賄的把戲，“故為不敵，前後輸曄財甚多”，便由賭友進而成為“莫逆之好”。他貪色，奔嫡母之喪，仍“攜妓妾自隨”；又因不能與皇室通婚而默默不樂。那個野心無厭的孔熙先的確陰謀有術。他為了擺脫“不為時所知，久不得調”的境遇，因彭城王有恩於其父的背景，趁彭城王獲罪被黜之機，密謀反逆，企圖從一個員外散騎侍郎的小官一躍而登上“扶軍將軍、揚州刺史”的高位。他“欲要朝廷大臣”，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自然找到了這位貪字當頭的範公。
按說，彭城王劉義康本不應被範曄所矚望；相反，那驕橫跋扈的皇室貴胄其實正應是範曄的政敵。因為，彭城王擅殺功臣檀道濟，被殺者正是範曄當年的頂頭上司；他曾親自懲處範曄，由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僅因範在劉辦喪事時“聽挽歌為樂”這種小事。然而，範曄的貪，使自己恩仇不辨，善惡不分，認賊作父。可見，一個貪字，把一個才華橫溢的文士攪得何等昏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