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業三年，宣帝因荒淫過度而死，他九歲兒子宇文衍即位，楊堅入朝主政，宣帝的弟弟漢王宇文讚早就想當皇帝，上朝聽政時常與楊堅同帳而坐，楊堅對此非常惱火。楊堅知道宇文讚是個酒色之徒，就選了幾個漂亮的姑娘送給宇文讚，宇文讚滿心地接受了，他的權力欲望從此減退了，搬回了王府，天天與美女娛樂玩耍，不問政事。這樣楊堅於公元581年7月14日稱帝，建立了隋朝。宇文讚由於一念貪私，良知就自然泯滅，即使有點剛毅之氣也化為烏有，隻能任行賄者擺布，落得可憐的下場。
孟子說：“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欲求富貴是人人同心的，但是每個人自己有更尊貴的東西，隻是不去思考罷了。這“貴於己者”就是“良貴”，即自己的道德情感及其善性，這是別人不能給予的，也是別人拿不走的，因而能夠表現人的尊嚴與價值。如果當二者發生衝突時，那就別無選擇，隻能選擇道德人格。
6．既不絕欲也不縱欲
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爾。
——《顏氏家訓》
欲望最大的特點是它的本身永遠沒有止境；當你千方百計、筋疲力盡地達到了欲想中的目標後，不僅困乏和無聊就浸透了你，新的欲望又來勞你的神了，一個更大的誘惑在朝你頻頻招手，於是你又一搖一晃地走過去擁抱它。隨著欲望的不斷升高，你消耗的心力也愈來愈多，到後來不是隻留得不是倦怠便是困頓，縱身欲望的程度與心理的空虛正好成正比。比方說，如果人完全戒絕掉情欲，是否意味著幸福安寧的獲得呢？現代心理學已指出這種做法的危險性。
“循欲是苦，絕欲也是苦”，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做事達不到這個量度或超過這個量度都得不到預期的效果。所以，要避免痛苦而得到幸福，就得自修持了。循欲絕欲是兩個極端，我們要在兩者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也就是運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善於把握“中”的尺寸，隨時做到適中。
中庸處世被洪應明深刻體會，他在《菜根譚》中寫道：“天地寂然不動，而氣機無息稍停；日月晝夜奔馳，而貞明萬古不易。故君子閑時要有吃緊的心思，忙處要有悠閑的滋味。”“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真性不見。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憂，亦不可不耽風月之趣。”“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情怡性；淡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憂勤過度則有損己身，淡泊過度則無以利人。憂慮天下悲憫眾生而全力以赴的投身工作，這種人可敬可佩，但如果一個人成了架工作機器，又何以適情怡性？恬淡寡欲，不與世爭，這確乎是種高風懿德，但是如果恬淡到對世界竟至於冷漠的地步，則其人生境界過於狹隘，他也難逃自利之嫌。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天和地看起來雖然毫無變化，但光陰流逝，從不停息。所以君子平素要有一份遠大之誌，要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弘願，並將它形諸實踐。另一方麵又必須看到，白天與夜晚雖然不停地交替，但日月的光明，卻萬古不變。所以君子置身社會，工作繁忙時，不妨有份從容不迫、悠閑自得的意味，即使在超負荷運轉時，也要保持悠然高遠得心境。我們既不能使身心一味的“放”，因為放的過度容易流於狂妄浪蕩，隻圖享樂，缺乏責任心，墜陷於欲壑之中；也不能過於“收”，因為“收”的過度容易流於枯寂冷漠，死氣沉沉，毫無生趣，於己於人，皆無裨益。故當執其中道而行，不偏不倚才能超凡入聖。
佛果禪師在當主持時，五祖法演給了他“法演四戒”：一是“勢不可使盡，勢若用盡，禍一定來。”人們往往順著勢去作某些事，但在勢盛時，卻不知不覺播下了毀滅的種子。二是“福不可受盡，福若受盡，緣分必斷。”紅顏少女如果整天對鏡自照，想著處處展現自己的自韻，而不能安心於能盡其能的工作，那麼顧盼之間，也就變為明日黃花，人老珠黃，隻好自歎薄命了。三是“規矩不可行盡，若規矩行盡，會予人以麻煩。”當領導的，如果表現的精明能幹，事事限製，則屬下一定成不了大器。四是“好話不可說盡，好話若說盡，則流於平淡。”任何好話，如果說得太詳細就會給人索然無味的感覺。這也就是常說的“話說三遍如稻草”之意。
急於求成的念頭即使存在於潛意識中，也會給人的行為製造障礙。唐詩人韋應物在《對殘燈》一詩中將此情景描述的非常生動：“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有一位少年，到深山請求一位異人傳授劍法時，問道：“師父，假如我努力學習，需要多久才能學成？”師父說：“也許十年吧。”少年一聽著了急：“家父年齡漸高，我得服侍他。如果我更加勤奮地練習，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學成？” 師父答：“這樣大概要三十年。”少年愈發慌亂，請求說“您先說十年而現在又說三十年，我一定要不惜任何勞苦，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學成。”那知師父的回答更讓他汗如雨下，說：“這樣得跟我學七十年才稱。”
欲望越迫切，目標越遠，實現起來就越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