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生活不能太奢侈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為者也。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培、或墜。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
這是老子的“中庸”思想，其要旨是不要走極端，不要奢侈，不要過分。核心是不要走極端（去甚）。
在老子看來，他們不可能成功，天的意誌是不能改變的。如果誰想改變，隻能以失敗而告終。企圖保持權力，結果必定會失掉。老子用了一些隱喻論述他的觀點，他說，天下萬物，有的在前麵行走，有的在後麵跟隨，有的送暖氣，有的吹冷風，有的強壯，有的贏弱，有的得勝，有的失敗。當時，大小諸侯就是這樣，你爭我奪，爭戰不已。老子最後得出結論，從政者要戒除走極端，戒除奢侈，戒除過分。
有人說，老子處世消極，什麼事都想取消矛盾或消解矛盾，這種理解不公正的。老子提出了一種解決矛盾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轉化，保持事物的相對穩定。解決矛盾不是隻有一種方法，即使矛盾激化，實現矛盾的轉化，這要看是什麼矛盾。解決“甚、奢、泰”這樣的問題，不必等激化了再著手解決，那樣就麻煩了。當然去甚、去奢、去泰之後，還是存在矛盾的，雖然老子沒有談及，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說，他並沒有取消矛盾或消解矛盾。
希望通過執其兩端，使矛盾得到和解。然而老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合理性，過去批判中庸思想是走了極端。中庸作為文化心理現象已成為我們民族性格的組成部分，作為傳統思維方式也一直影響著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我們常用“太極端了”，“太奢侈了”，“太過分了”等說法描繪某人的不良行為。這說明中庸思想是深入人心的。“去甚”是正確的，極端是偏離中道的，不代表事物的主流和發展趨勢。事物普遍具有中心和兩端三部分，不論從空間角度看，還是從時間角度看，都是這樣。
袁世凱掌握了軍政大權，就想當皇帝。袁世凱要是像華盛頓一樣順民心，“去甚、去奢、去泰”，建立一個民主國家，他的結局就不一樣了。
物極必反，所以要去掉那些極端的、奢侈的、過分的措施。一個團隊，一個公司，要有明確的目標，這樣可以幫助管理者對某一具體問題做出決定，明確的目標還有助於防止管理者遇事沉不住氣，采取過分的措施，搞亂大家的心。
天下通吃，是不理性的行為，而實際上很少有人能長時間的天下通吃，這不符合博弈原則。床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種霸權者，到最後弄得自己也沒有睡覺的地方。鎮關西奪了施恩的快活林酒店，憑的是自己還力氣，會打架，還有張都監這個保護傘，但是他還是被武鬆給治了。
同樣，一個國家強大了，老想著稱霸世界，動不動就插手幹涉別國事務，指手畫腳，它給別人製造麻煩的時候，自己也會惹麻煩，如秦國當時多牛，可是嬴政先生卻遇到了一個恐怖分子荊柯，他差點沒命了。總之，偏離中心，離開軌道，就會走入歧途。
去甚、去奢、去泰，這種意識建立得早，並一直深入有誌之士心裏。《禮記·曲禮上》曰：“欲不可從（縱）。”《定國寺碑》有“漂淪欲海，顛墜邪山”之誨。從古到今，節製私欲，係做人為官之準則。清代因虎門銷煙而聞名遐邇的民族英雄林則徐，就深諳此理。為此，他在故居廳堂手書條幅：“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林則徐為官40年，行跡遍及14省，統兵40萬，位列封疆大吏，始終廉明清正，堪為節製私欲的楷模。
慎用權。林則徐曆任河道總督、廉訪使、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和雲貴總督，並兩用人才次被朝廷委以欽差大臣，權不可謂不重，然其用權卻十分審慎。在江蘇任廉訪使時，他提出“察吏莫先於自察”，並在官府大廳上懸掛一副“但聞己過，求通民情”的堂聯。赴廣州後，給夫人修書一封：“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我是奉命惟謹，畢恭畢敬。夫人務囑二兒千萬謹慎，切勿仰仗乃父的勢力，和官府佞相往來，更不可幹預地方事務。”意猶未盡，又提筆給在京翰林院供職的長子寫道：“服官者應時時作歸計，勿貪利祿，戀權位……須磨練自修，以為一旦之為。”
戒貪念。林則徐家道貧寒，小時候，靠母親和姐妹製作紙花賣錢以為生計，小時即養成了儉樸的作用。因此，他在山東濟寧擔任運河河道總督時，便立下一方石碑，上書“人到無求品自高”，這無疑反映了他清心寡欲的品格。道光十八年，林則徐赴廣州查禁鴉片。出發前，向沿途經過的州縣發出《本部堂奉旨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傳牌稿》，到廣州後，又在辦公的衙署前懸出《關防示稿》，早申明：乘轎坐車雇船，一律自己掏錢；隨行人員，“不許暗受分毫”禮物錢財；餐食行準備，概照市價付現錢。晚年出任陝西巡撫時，在《自定分析家產書》中，自述“田地家產折價三百銀有零”，“況目下均無現銀可分”，這與當時權貴們巧取豪奪、貪得無厭的行徑相比，形成了鮮明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