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沒有仁愛之術的人，從心底上不會熱愛其他的人，不會遵守禮儀道德，所以他決不會長久地處在困窘的地步，一定會想方設法使自己富有起來，膨脹起來；他不會長久地處在歡樂之中，因為安樂一久，他就會心生邪念，叫做飽暖思淫逸。一旦放縱自己，就可能害人害己。所以，仁術對於一個人來講很重要，那就是他的本性或者素質。
而仁愛的人心存善良，熱愛同類，以及其他，所以會安於仁道。即使是自己長久地處在窮困之中，那也沒有關係，隻要不妨礙自己做人就行了。他們沒有貪欲，所以無處、無時不能生活幸福；縱然生活富有，那麼他們也不會因此而放縱自己，或者鋌而走險，或者依勢淩弱。而智慧的人，正是因為認識了仁義道德有利於自身或者人類的發展，所以才會義不容辭地去實踐。小聰明的人為財而害人，終於害己；大智慧的人為仁而富貴，利人終於利己。
而真正的君子的標誌，就是仁德。一旦離開了仁德，那麼君子也就不會是君子了；沒有了實質，標誌自然也就沒有了作用。因此，即使是頓飯的時間，君子也不會違背仁德；即使是匆忙急遽之間，顛沛流離之際，他也不會離開仁德。可以說，仁德是君子的真實生命，他的一切事業和成就都是依靠仁德的結果。
正是因為仁德之難行，所以行仁德者才為君子，小人是不行仁德的。放眼望去，茫茫人海，孔子沒有看見喜好仁德的人，也沒有看見什麼憎惡不仁德的人，所以不勝感慨。喜好仁義，那麼行為完善賢良，天下的人都會逐漸響應，自然再好不過了。不喜好仁義，隻要厭惡不仁道，那也好啊。他不喜歡那些不仁道的事情被施加在自己的身上，那麼不仁道的事情也會慢慢絕跡的。隻要你努力去實施仁德，天天進步，沒有誰力量不足夠的。
仁德隻是一心，隻要誠心誠意地辦任何事情，幾乎不需要任何額外的力量。孔子說他沒有見過行仁德而力量不夠的人，那就是說，天下的任何人都可以實行仁德之道，而且會有所成就，就看你去做不做了。
3．僅有仁愛之心還是不夠的
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
——王安石《三不欺》
依照《中庸》的講法，智、仁、勇是用來充實人道的動力；仁、義、禮是被充實的內容。由於人有了血肉氣質和心靈智慧才能談及智、仁、勇，並非血氣心知之外，另有天所給予的智、仁、勇。在人倫關係和日常生活裏，才能談及仁、義、禮。沒有人倫日用，也就沒有所謂的仁、義、禮。血氣心知是從陰陽五行之氣那裏劃分出來的，於是形成本性的基本因素，因此《中庸》說“天所命令規定的是性”。人倫關係和日常生活都屬於血氣和心知相關的事，因此《中庸》說“根據性所具有的特征去處事就稱為道”。
智，就是指不受迷惑；仁，就是指沒有私心；勇，就是指能夠自強。若無法做到不受迷惑，沒有私心及自強不息，那就不能說具有智、仁、勇三種德性。
智、仁、勇既然是用來推行人道的，那麼這三者就是誠。倘若智、仁、勇還無法達到誠，那就是不智、不仁、不勇，如此又怎能叫智、仁、勇呢？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後，賢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名言，即“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文功卓卓，他任過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台的宰相，為使元的專製政治適應於中國的統治，維護各民族的生命財產，加強民族融和等等，他確實費過苦心。從他上麵的這句話，就可想見他當時的治國之術的高超。在當時特別的曆史背景下，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各種矛盾非常尖銳，可謂危機四伏。為此，為了加強統治，就必須采取懷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麵加強民族團結，一方麵休養生息，盡量以經濟建設帶動政治的展開。為求得政治統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將自己的治國方針濃縮為上麵的那句話了，這是非常賢明的作法。中國人甘心情願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態度上，都極力避免走極端，總希望四平八穩，這種希望有它獨特的可貴之處。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體現出中國人的中庸心態。雖然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及“東方不亮西方亮”充滿睿智、哲理性的通俗民諺，但自有文字記載，中國人就追求持續的、永恒的平衡。中國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時一地的損失。曾幾何時，我們的國土遭受過列強鐵騎的踐踏，我們的肉體遭受過堅船利炮的創傷，但是我們在與強盜、土匪的搏擊中煉就了堅強的民族意誌和堅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們巍巍如長城而屹立不倒。這是一種“失而複得”的平衡。我們深知“落後就要挨打”的殘酷生存法則，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就落到了每個中國人的行為之中。吸引與排斥、正流與異化、割裂與歸流、改良與保守、激進與穩健、功利與平淡、盲目與清醒、墮落與升華、停滯與跳躍，等等，都將在這種“行動”中走向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