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記：不要濫用權力，與其隨時隨地叱責或命令下屬做某件事，不如適當放權，讓下屬有更大、更多的主觀能動性。
領導藝術是門大學問，如何當一個好的領導者，很有講究，如何達到“治之至”很有門道。《呂氏春秋·李賢》提出兩個方法：宓子賤和巫馬期先後治理單父，宓子賤治理時每天在堂上靜坐彈琴，沒見他做什麼，把單父就治理得相當不錯。巫馬期則披星戴月，早出晚歸，晝夜不閑，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單父也治理得不錯。兩個人兩種治法，一則事不躬親，一則事必躬親。
兩種方法孰優孰劣？事不躬親是“古之能為君者”之法，它“係於論人，而佚於官事”，是“得其經也”；事必躬親是“不能為君者”之法，它“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是“不知要故也”。前者是使用人才，任人而治；後者是使用力氣，傷力而治。使用人才，當然可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使用力氣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必然辛苦。
前人的這套說法今天仍有意義，其道理仍沒過時。凡有上級與下級、用人者與被用者關係存在的地方，就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領導的工作就是抓綱舉目，抓緊大事：製定軍事戰略方針，作戰計劃是軍事統帥的大事；企業的發展規模，產品的品質種類、發展遠景是企業的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軍統帥蒙哥馬利提出：身為高級指揮官的人，切不可參加細節問題的製定工作。他自己的作風是在靜悄悄的氣氛中“踱方步”，消磨很長時間於重大問題的深思熟慮方麵。他感到，在激戰進行中的指揮官，一定要隨時冷靜思考怎樣才能擊敗敵人。對於真正有關戰局的要務視而不見，對於影響戰局不大的末節瑣事，反倒事必躬親。這種本末倒置的作風，必將一事無成。
漢宣帝時有一位宰相名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車經過繁華的都城街市中，碰見有人群鬥，死傷極多，但是他若無其事地通過現場，什麼話都沒說，繼續往前走。不久又看到一頭拉車的牛吐出舌頭氣喘籲籲，丙吉馬上派人去問牛的主人到底怎麼回事。旁邊的隨從看見這一切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宰相對群毆事件不聞不問，卻擔心牛的氣喘，如此豈不是輕重不分，人畜顛倒了嗎？於是有人鼓起勇氣請教丙吉。丙吉回答他：“取締群毆事件是長安令或京兆尹的職責，身為宰相隻要每年一次評定他們的勤務，再將其賞罰上奏給皇上就行了。宰相對於所有瑣碎小事不必一一參與，在路上取締群眾圍鬥更不需要。而我之所以看見牛氣喘籲籲要停車問明原因，是因為現在正值初春時節，而牛卻吐著舌頭氣喘不停，我擔心是不是陰陽不調。宰相的職責之一就是要順調陰陽，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車詢問原因何在。”眾隨從聽後恍然大悟，紛紛稱讚宰相英明。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領導者下功夫做的事情：第一對大局的判斷和掌握。第二是調整團體的能力。第三是讓部下各盡所能，充分發揮其積極性。
諸葛亮治理蜀國時，朝廷內外大小事務都要一一過問，以履行他“鞠躬盡粹，死而後已”的諾言。久而久之，諸葛亮累得筋疲力盡，楊容為此經常勸諫他要適當下放一些權力，一來，可以讓下麵的官員得到鍛煉，二來自己的健康狀況能得到改善。可是諸葛亮不肯聽從勸告。幾年後，蜀國在國力方麵有所增強，國內治安也穩定了不少，可是諸葛亮因為過度勞累而過早離開了人世。從表麵上來說，領導盡心盡力地做事是一種美德，可是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結局也是得不償失，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效果。這也是簡易領導的反麵教訓。作為領導來說，隻需要掌握大方向，具體的事情應由各級人才去處理，不必每件事都過問。過問就是掣肘，不能達到簡易領導的原則效果。
袁了凡在他編輯的《通鑒》一書中闡述了領導工作的訣竅：“把緊急的事當成眼前的大事來解決，不將精力放在那些瑣事上，這就是所謂的無為而治。”領導用人要明白：什麼該獲取就毫不猶豫地獲取，什麼該舍棄就毫不猶豫地舍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