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是一個——
沒有名分的作家
這是一個快節奏的時代，網絡文學和快餐文學依賴的自己傳播優勢，衝擊了作家和劇作家的思維概念；浸入了傳統文化的深層環境；作家的職業合理性和權威性都受到空前的挑戰，小說家、詩人、散文家也紛紛換腦換筆，這樣的時期，居然還有人從古典的曆史中吸收養料，去當一個曆史劇作家，隻有秦秀春才做這種不合時宜的選擇！他不是弄戲劇的
隻是從喜歡唱歌而進入這誤區。
一米八的個條，英俊瀟灑的相貌，結實健壯的體魄，高亢嘹亮的好嗓子，自身條件決定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演員，於是去報考文工團。一曲《三套車》唱完，評委鴉雀無聲——聽得如癡如醉、嚇得目瞪口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誰敢錄用一個用美聲唱法唱“修正主義國家歌曲”的人當演員？他一臉痛苦狀的麵部表情不適宜歌頌“文化大革命的豐功偉績”；他洋腔洋調的美聲唱法更不適宜表現當時的階級鬥爭，理所當然地被淘汰了。
不能當演員就當編劇吧！是為了借助文化界的力量？還是為了向專業的文藝工作者學習？幾乎每個劇本他都與人合作——盡管常常是他執筆。寫過反映皖南事變的大型歌劇《皖南悲歌》；寫過以文化名人王瑩在十裏長街生活的《寶姑》；寫過南宋狀元張孝祥……
他以激情飽滿的筆觸，衝擊“十年磨一戲”的傳統教條。但是，比起一些專業劇作家們，他還是業餘的新手，更何況，戲劇必須搬上舞台以立體形象表達出來才能被觀眾接受，不能排除種種人為的因素。於是，個人創作的成功與無法演出的失敗，總是讓他從希望的高峰落入失望的低穀，隻是他的創作才能逐漸被文化界認可。
終於，1990年，由他執筆的《首任台灣巡撫》20集連續廣播劇獲得成功，榮獲全國市（地、州、盟）電台文藝廣播協作會第十三屆節目交換會一等獎，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海峽之聲、金陵之聲等全國170多家電台交流播出，好評如潮，僅合肥電台就收到30多封來信和近百個電話，讚揚此劇給人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增強了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同時對於擴大安徽、合肥的知名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盡管，在三個編劇中他的姓名沒有擺在第一位，稿酬也隻分得500元，他為此憤憤不平，甚至要對簿公堂。
1990年，在江蘇電視台向全國征集戲劇電視劇本評選活動中，他執筆的作品《翻案喋血記》又獲得了戲曲電視劇創作獎。可是，他沒有一部劇本變成鉛字的，戲劇作品不能在舞台上立體化，也不能得到人們的認可。於是他將戲劇改編為小說《張孝祥傳奇》在市級日報上麵連續發表，又將20集電視劇改編成了中篇小說《台灣第一巡撫》，可惜沒有等到公開發表，他也沒有申請參加任何協會，所以他不是注冊的作家和劇作家。
但是，80年代末，他被合肥市文化局、合肥市戲劇藝術研究室同時聘為特約編劇，1999年被安徽電影製片廠聘為特約編劇。隻是那一本本聘書，都是一頂頂虛空的桂冠，除了為他采訪提供方便之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待遇。
如果秦秀春不是把曆史作為他的主攻方向，而是以時髦媚俗，搞一些愛情麻辣燙之類的電視劇，他可能早就成為所謂知名戲劇家了。如果秦秀春沒有嚴謹的治學態度，而是以“戲說曆史”的手法來嘩眾取寵，他可能早就走紅天下了。如果他走通常人的創作道路，以短小的散文小說短平快捷徑步入文壇，他也可能早就名利雙收了。
就因為他是秦秀春，正如他的中學同學——一所大學的中文係主任範廣勤評價他的那樣：“耿介磊落、心性孤高、風骨嶙峋而又帶幾分迂拙”。因為他是一個——
至善唯美的理想主義者
秦秀春是66屆高三（1）班的學生，作為重點中學的高中畢業生，恢複高考以後，紛紛報名考大學，幾乎百發百中。可是秦秀春說：“攀登喜馬拉雅山的道路不止一條。”他選擇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不僅是為了圓他中學時的作家夢，還因為他具備大仁大義的思想行為。
一是為他多病的母親。秦秀春是孝順兒子，母親體弱多病，要他在身邊照顧。即使他到同學家吃到好食品，也要帶點回家孝敬母親。他為母親買了一輛輪椅子，經常推著母親到鏡湖看風景。母親過世以後，他將其骨灰盒吊在脖子上，雙手捧著，繞著鏡湖走了一圈，一邊走一邊還念叨著：“媽媽，你再最後看一看鏡湖吧……”路人也為之動容動情。
二是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死亡的同學父母，他不僅一手操辦了死亡同學的後事，而且始終照料著他們的父母。生活無著落的，他為其找工作，無人贍養的，他去當孝子，甚至養老送終。
自覺承擔社會道義和義務，慷慨狹義更是他一貫的行為。還在下放農村的時候，一次到同學工作的鋼鐵廠裏玩，正在食堂吃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頭子走來乞討，秦秀春毫不猶豫地掏出了身上唯一的一塊錢。在那個一天工分隻有幾分錢的艱苦年月，老頭嚇得不敢接錢。他一個勁地塞到對方手裏：“給你的，就是給你的……”結果，車票錢沒有了，他隻好爬便車回自己生產隊。
他到合肥收集史料時住在旅館中，遇到安慶的一個鄉村教師，聽說他身患絕症到合肥就醫，剛剛認識，他就送上100元錢，隻給自己留下20多元的路費，回到家裏連買菜的錢也沒有，就天天吃鹹菜。
就在埋頭寫劇本的繁忙日子裏，他也時時刻刻關注著國計民生，把1999年發生的大事一一做了記錄：綦江大橋的倒塌，駐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的被轟炸，渡江小艦的超載沉沒……他都以簡短的文字概括了自己心情：“甚悲、甚傷、甚惜”。
得知台灣地震的噩耗，他又寫下了日記：“……天災人禍，誰能預料？苦我同胞！”遭受水災，他為之憂心忡忡：“災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苦難的人……”當年11月底突然降溫，他也在日記中記道：“天寒、下雪。窮人、饑寒人怎樣渡過難關？！”就是他騎車壓到一個小動物，他也專門日記“貓兒慘叫，於心不忍”，更不用說濟危助困了。春節，他為一個孤苦的文藝工作者“送50元以示過節的敬意”，一個老同學40元錢買回輛破舊的自行車，他卻花50元將其整舊如新。平日，為困境的同學募捐，為下崗朋友家屬找工作……七尺偉男，一腔柔情，悲天憫人的高尚情懷總為他人勞累，自己卻缺少愛的滋潤。
秦秀春父母雙亡，隻與一個病退的單身弟弟一同生活。按說他學問與人品都不錯，不是沒女人愛上他，親朋好友也為他介紹了幾個，都高不成低不就。妹妹把自己的同事介紹給哥哥，那姑娘也看中了他，他卻以自己要堅持創作、照顧母親為借口婉言謝絕。始終孤家寡人，是因為條件要求太高，他要求女方的“相貌、地位、性格、優美集中一身”，尋求愛人的生活理想化與他創作追求完美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