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有一個符合他理想的人兒進入了生活，激勵他創作，鼓勵他調動，但終因為他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較好的家庭環境而遠去。同學們為其不平，他把痛苦埋在心底淡淡一笑：“女同誌嘛，是有些……”，他連“虛榮”二字也不願說出。盡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愛情挫折，他依舊好高騖遠，大街上見到一個氣質不凡的女大學生，他也上前主動搭話，提出要和對方交朋友，全不顧及自己年齡可以當對方的父親。
他毅然聲稱自己有愛的權利，但也知道“小姐甚有意，多數門檻高，愛不起。”直到臨終前的幾個月才醒悟：“婚姻大事必須盡快解決，年歲不饒人，過幾年像樣的夫妻生活，”，“不要再挑再撿了，十全十美人是沒有的……”可是來不及了，以至於他孤身一人，猝然中風倒地，很長時間竟也沒人發現，耽誤了生命的搶救。過世前半月的日記中他還這樣寫道：“我以認真辦事、負責對人的態度對待世界，將無愧無悔立於天地之間。”
洞達世情而不染一塵的信念，冶煉出他水晶般的透明與堅定，築就他立身處事的獨特品格，盡管他缺乏對自己生存曆史與現狀的審視，性格也不容於社會，但是，他仍然是一個——
一貧如洗的精神貴族
秦秀春慷慨大方，仗義疏財，本來也不是富貴人家的子弟。1966年高中畢業，68年開始下放，在涇縣一個偏遠的農村8年後才招工回到市區，就職於搬運公司，他的理想是看倉庫，哪怕是值夜班，白天還可以寫點東西，可是分配給汽車充電，完全沒有自由的時間。
一天在電院裏看電影，坐在一邊的領導隨口問他：“電瓶充氣了嗎？”單位發的票，用的是休息時間，這也要管我？他沒好氣地說：“現在看電影，娛樂休息，你怎麼談工作？！”理直氣壯，仿佛他是領導。
他不甘平凡和庸俗，為了給個體生命拓展精神的空間，主動停職回家專門從事創作，依靠時有時無的一點房租過著清淡的日子，鹹菜下飯，吃得很香，一個燒餅，也能裹腹。可是在父母留下的舊房子拆遷的日子裏，他不但沒有了生活來源，反而要為再買房子籌錢。無可奈何，又快過年了，他又到了廠裏，企業日子也難過，領導出於好心，讓他開張病假條，作為才實行兩年的內退處理，補給他1440元，以後每月拿60元，已經算是照顧的了。
誰知他一聽火冒三丈：“我沒病！我搞的是精神食糧，你們怎麼把我和那些一般的待業職工比呢？名份不好聽！兩年都過來了，我就不相信以後再也活不下去！”說完拂袖而去。
誰知道，兩個月以後，公司有心規定，在報上登出了啟示：所有的職工都必須回廠上班，否則要向企業每月交80元養老保險金。秦秀春的名字放在最前頭，他不以為怪，毫不猶豫地同意，由原來每天每月可以拿60元，反過來每月交企業80元，他卻頭一個簽字：“我不幹事，怎麼能拿工廠工人們的血汗錢？！”沒有錢交的時候，他就寫欠條，靠著他的軍事史料依然充實生活，看書、寫劇本。他最大享受就是唱歌了，一個人在家裏抄歌詞，騎自行車來回五六十裏到同學家裏聽唱片，更多的時候，收集和整理曆史資料，他先後到過北京、合肥等地，從浩如煙海的曆史資料中找到全新的曆史視角，開始了大型電視劇《大清第一相》的創作。
為了有一個安靜的環境，1997年夏天在郊區租了一間房間，隻有一張桌子一條小凳子，牆上掛滿了一排排卡片，依靠兩箱方便麵，關門閉戶，一坐就是一整天，喝了喝白水，餓了吃包方便麵，偶爾到親戚家裏吃餐晚飯，他都認為是精力和金錢上的浪費。
他卻不為自己的生活悲哀，對自己的潛力和作品的出路充滿信心，為自己明確堅定的目標為之奮鬥感覺到幸福。常常說：“創作是第一的，任何人不準幹擾我這事。”
生活是清貧的，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白木板的舊式家具早已被歲月染得灰蒙蒙的，唯一值錢的是一個書櫥，沒有玻璃，一格當中夾張紙條：“寫作用書，概不外借。”書向來就是他最值錢的家當。他買書越來越多，書櫥裝不下了，又搭起一塊案板，把書稿或外地寄來的書全部放堆放的上麵，家裏竟簡直成了一個書庫，而他自己，稀飯鹹菜照樣吃得津津有味。
他熱愛人生，超然物外洞察事物而不染一層，水晶一樣的心靈向朋友敞開，樂於充實的孤獨和爬格子的艱辛。一個功成名就的作家為了幫助他，自費掏錢請客，趁機把秦秀春推薦給文化部門的領導，他在宴會上竟然說道：“你們吃的都是民脂民膏！”朋友生氣，賓客們也不高興，誰還願意幫助他？
有關部門及一些領導，也曾因為他是個人才向各方麵推薦引進，可是他持才傲物，高不成低不就，灑下陽光，透支生命，不甘平凡和庸俗。五月十二號，安徽電影製片廠與他談台灣第一巡撫的創作，又交給他一本《黃山奇緣》撰寫，整個六月份他實在辛苦、亢奮、在希望中度過，往往從中午吃過午飯以後一直要工作到第二天早上，每天的睡眠時間不超過五個小時，苦戰一個月，終於完成了電影文學劇本----音樂風光片〈〈黃山生死情〉〉。為了對曆史文化長廊的改造，他曆時十年，收集資料，擬寫100集的曆史電視連續劇《大清第一相》，已經完成了修改和打印好了48集。
11月4日，他和安徽電影製片廠商定，要將《台灣第一巡撫》與合肥市文化局長聯合，盡快修改成電視連續劇，據說有投拍的可能，跟著，《北京晚報》想將《大清第一相》作小說連載。好戲連台，大喜過望，可是第二天他就發現自己身體不適、胸中發悶，夜裏做夢也睡在懸崖絕壁的邊緣，連續多日“甚倦，甚乏”，他依然如故，沒有放棄手中的工作，每天寫作到淩晨兩三點。
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天中，日記是這樣記錄的：
１２月２６日：“今天校對時間甚多，甚疲勞，效果當然也好。”
12月27日：“校對19集，下午將20集分為22集，晚睡至次日淩晨一點時醒。”
12月28日：“淩晨2點——5：20，校最後一級——第二十集，一校完畢。”
他沒想到，“完畢”二字也是他生命終結的絕筆，他死在成就輝煌的黎明前夜，留下的是已經完工的作品，留下的是1000多塊錢的打字印刷費，留下的是一筆筆電費、電話費、在親戚家的夥食費、以及在郊區住房的房租水電費……他腰無分文——除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就連他走向另一個世界的所有費用，也全部是同學們讚助的……
睿智、明淨、善良、達觀、坦蕩、慷慨……一個以神性的生命意識拓展精神的空間的人，他從時空中超拔了。他的離去，提升和淨化了我們的目光，使我們仰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