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宏偉與近萬名在那兒以木材貿易為生的中國老板和打工者是被貶值幅度近60%的盧布(俄羅斯貨幣)和驟然冰凍的林木貿易逼走的。
回到合肥的他打算重操舊業，開發遊戲軟件，“經濟是好是壞，總有人玩”。
聚集了近10萬名華商的莫斯科集裝箱大市場，2008年連接遭遇“9?11”封倉和盧布大幅貶值的雙重打擊。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研究院教授格爾博拉斯認為，數千華商將被迫回國。莫斯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副會長李宗倫說：“主要是俄方一些機構和個人把危機轉嫁到弱勢商業群體身上，比如華商。”
市場生意慘淡，心理壓力大，很多華商選擇了到賭場緩解壓力。在莫斯科最大的幾家卡西諾(賭場)如： 阿爾巴特、小鷹及宇宙賓館裏，華商隨處可見。阿爾巴特賭場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員工說：“我認識一位華商，莫斯科許多地方都沒去過，但是他自己說可以從莫斯科任何一家賭場門口找到回家的路。”
尼日利亞也麵臨貨幣大幅貶值的危機。2008年聖誕節旺季過後，溫州鞋商儲海斌身邊的80%同行都選擇了離開，3月下旬，儲也定了回國的機票。在拉格斯做中介服務的寧波人胡瀟勇專為同胞提供證件代辦、房屋租賃和車輛租借服務，此前他每天都會接到上百個谘詢電話，而現在“電話半天都懶得響一聲”。
與在俄羅斯及尼日利亞經營傳統的日雜服裝批零的同胞相比，進軍迪拜與剛果(金)的中國商人則熱衷於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2006年，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因受瘋狂飆升的房價與國際銅價刺激，分別湧入迪拜與剛果(金)淘金。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立馬刺破這兩團畸高的泡沫，兩股狂熱的人流再又集體回流。
溫州開發商廖雲凱(化名)在迪拜砸下的近千萬美元被深度套牢，據他稱，像他這樣規模的開發商有六七個，如今基本已經撤回國內；而2007—2008上半年在迪拜炒房的中國人逾萬，目前離開的人數數據不詳，有的悄然回國，有的因身負巨債“人間蒸發”……
現在，遍布在這座奢華天堂裏的工地寂靜無聲，《紐約時報》說，“三千多輛豪華車被失去工作的車主拋棄在迪拜機場車庫”，其房地產最火爆時，曾有10萬中國勞工為其添磚加瓦，如今，他們成了海外撤軍的大部隊。
位於剛果(金)加丹加省魯本巴希城的礦區眼下幾成空城。2008年下旬，成立不久的中非礦業和勘探公司(CAMEC)宣布旗下的世界最大鈷礦之一MUKONDO礦停產，90%的中資冶金廠隨即陸續撤走。在剛果(金)首都金沙薩開設備公司的河南人李克不得不暫停選銅業務，這也意味著她暫時不必再到礦區受苦，“那根本不是正常人過的生活，空調、床甚至床墊都得從國內帶，除了超過100%的利潤，沒人想在那兒多待一秒鍾!”
除去略帶誇張的描述，剛果(金)與上述三個充滿告別的國家有著共同點——非移民國家，國籍對中國人而言沒多少吸引力。那兒的中國人隻想把“牛奶”帶回來，而從沒想過要和奶牛生活一輩子，奶牛奶水不足了，他們也就回來了。
事實證明，中國“擠奶工”不太可能與這些“奶牛場”同呼吸，永相隨。這讓加丹加省省長穆伊斯?卡騰比(Moise Katumbi)很受傷，“一些認真的(中國)公司留了下來，我對他們沒有什麼意見。但他們隻占原來在這裏的中國企業的10%，加丹加省並非野外叢林，他們的行為就像是在叢林一樣”。
不是地獄，不是天堂
情況還不是最糟，在歐美絕大多數華商還沒打算輕言放棄，選擇就地冬眠。
法國華商會會長卓旭光、意大利青田同鄉總會會長周林光不約而同地告訴本報記者，當地華商的生意受影響很嚴重，但不會集體撤退，“撤了，家庭怎麼辦?撤到哪裏?”
這也是青田的賓館、樓市沉寂，但始終未出現返鄉潮的原因。對於絕大多數赴歐洲的華人而言，除了賺錢，他們還帶去一個“歐洲夢”，夢裏有房子、車子、孩子的教育、綠卡及高福利的公民待遇。他們大多是整個家族都搬到歐洲去的移民。即便短暫的撤回，更多的是基於國內生活費用低廉的考慮，類似於休假避冬。
剛回國的賈宏(化名)在巴黎93區(巴黎最大的中國商人批零區，以溫州人居多)做日用品貿易28年，生意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急轉直下，不得不將兩千多平方米的倉庫轉讓。但他從沒想過回國發展，如今，他一家四口都是法律意義上的法國人——“難道回來開外資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