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劉先生正在準備一個非常重要的采訪，忙得心急火燎的時候，妻子打來電話，讓他下班後要同裝修師傅去買材料，他一聽，滿肚子的不快，對著電話幾乎是吼起來：“沒空！你自己去吧！”他說完後就惡狠狠的把電話掛了。還沒等他坐下，一旁的老同事說道：“把煩惱轉嫁給別人，可不是明智之舉啊！麻煩是你自己的，何必要給別人心情添亂呢?”一席話說得劉先生很不好意思。是啊，自己煩惱就煩惱吧，何苦遷怒於別人，讓妻子也跟著煩惱呢?他想妻子當時肯定很受傷。
仔細想來，現實生活中，競爭日益激烈，由於工作上的壓力或是人際關係的變故糾纏，我們難免會產生煩惱，感到心煩意亂，也難免有控製不住的時候，將這些煩惱和麻煩轉嫁到了身邊的人，向別人發泄，遷怒於人，給和睦的家庭摻雜不和諧的音符，也擾亂了正常的人際關係，這其實是很沒有道理的愚蠢之舉。
如果我們受了一肚子的委屈，這時發泄也是必要的，這樣才能有益我們身心健康，才有益於將這些不良的情緒轉移或排遣掉，不至於影響日後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發泄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可以采取不傷害他人的更高的情商來自我排遣，比如寫日記、看電影、郊遊、打球等等。別人又沒有錯，為什麼要他們成為我們的“出氣筒”呢?
不妨學學喬治的做法，把已經過去的一切關在身後，重新開始；也不妨學學技工師傅的方法，在麵對他人時先過濾一下自己的情緒，把煩惱忘記！
讓一切順其自然
有一次，蘇東坡和秦少遊結伴一起外出。在飯館吃飯的時候，一個全身爬滿了虱子的乞丐上前來乞討。蘇東坡看了看這名乞丐後，就對秦少遊說道：“這個人真髒啊，身上的汙垢都生出虱子來了！”
秦少遊則瞪了他一眼後，立即反駁道：“你說的不對，虱子哪能是從汙垢中生出來的，明明是從棉絮中生出的！”兩人各執己見，爭執不下，於是打賭，並決定請他們共同的朋友佛印禪師當評判，賭注是一桌上好的酒菜。
為了自己能贏，蘇東坡和秦少遊私下裏分別到佛印那兒請他幫忙，佛印欣然允諾了他們。兩人都認為自己穩操勝券，於是放心地等待評判日子的來臨。
評判那天隻有到了。隻聽佛印不緊不慢地說：“虱子的頭部是從汙垢中生出來的，而腳部卻是從棉絮中立出來的，所以你們兩個都輸了，你們應該請我吃酒。”聽了佛印的話，兩個人都哭笑不得，卻文無話可說。
佛印接著說道：“大多數人認為‘我’是‘我’，‘物’是‘物’，然而正是由於‘我’和‘物’是對立的，才產生出了種種的差別與矛盾。在我看來，‘我’與‘物’則是一體的，外界和內界是完全一樣的，它們是完全可以調和的。這就好比是一棵樹，同時接受空氣、陽光和水分，才能得到圓融的統一。管它虱子是從棉絮還是汙垢中長出來，隻有把‘我’與‘物’之間的衝突消除了，才能見到圓滿的實相。這就是所謂的隨緣。
有人認為，隨緣說是宿命論的說法。其實不然，隨緣要比宿命論高深。宿命論不過是無奈於生命的抗爭而作的不得已之論而已。隨緣是一種人生態度，高超而豁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沒有一番體驗，不經曆一場劫難，怎麼敢妄言一切隨緣?妄言者，必無病呻吟，或附庸玄談佛道而已，定遭人鄙笑。
一切隨緣，簡單地說，是一種心態，或是一種生活態度。它和積極進取並不矛盾。相反的，它們則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
蘇東坡因“烏台詩案”被貶到黃州，他的心裏自然有萬分的淒涼。蘇東坡一次野遊，途中遇雨，密雨如織，嘩嘩地落下來，片刻路上一片泥濘。蘇東坡渾身盡濕，如落湯之雞。隨行之人，怨聲載道，大罵不已，心中頹然。而蘇東坡卻等閑視之，沒有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感時傷神，大鳴不平，相反，詩興陡起，吟詞《定風波》一闋雲：“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有的人一生，汲汲於名利，終究逃脫不了名韁利鎖的羈絆。其實，有什麼用呢?蘇軾大雨澆頭終得妙悟。事物往往這樣，你怎樣看待，便是什麼樣子。你的心境是樂觀的，縱使是再大的困厄也便無懼；相反，如果你的心境是悲觀的，縱使是處於大歡喜中，還是能生出煩惱來。
是啊，人生說長就長，說短就短，就像江水東流，一去不返；又像天上月，圓虧自有定數。人在年輕的時候，像一匹初生的野馬，眼中沒有困難，沒有畏懼，隻想一味地馳騁奔騰。因此，往往會書生意氣，指點江山。長大時，便被套上枷鎖，做事循規蹈矩，失掉了自由，再也沒有初生的野氣和狂傲了。正如《大話西遊》中紫霞仙子說的那樣：“我猜到了故事的開頭，卻沒有猜到這結局。”人活著，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每一件都要按自己的設想發展結局，那又怎麼可能呢?既然不可能，那執著必會生出煩惱，使得人終生疲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