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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中經曆的，終將在風中重新被吹起。
多年前的那個星期六的下午肯定是起風的。因為此刻回憶中的我依然能感到當時的天空充滿著被風吹起的漫漫塵土。
那個星期六的下午，和平時任何一個沒有多少區別。一個同學去煤球供應站買煤球時，和賣煤球的一個小夥子發生了爭執。爭執的起因是他想用一塊薄一點的煤球換一塊厚一點的煤球。也許是機器的緣故，煤球總有薄此厚彼的情況。賣煤球的小夥子不同意，兩人動了手，小夥子給了那個同學一拳，結果那個同學因脾髒破裂大出血死去。
事情就這樣簡單。當天，幾個幫著搬煤的同學在風中一路喊著叫著找到了我家。那時，我才搬了家，他們隻知道不太確切的位置。等找到我家時，他們的臉上滿是灰塵與汗水，其中一個同學甚至嗓子都叫啞了。他們告訴我，一個人就這樣沒了 。
一個人就這樣沒了。然而一切似乎沒有絲毫改變。街上的紅綠燈和昨天一樣明明滅滅，擁擠的人群依然匆匆地走著，我也依然和往常一樣該上學時上學，該放學時放學。沒有人為此停留，哪怕一會兒也沒有。隻是那些天，我習慣走進教室時，對那個同學的課桌望一眼。那張桌子空空的，似乎那個同學隨時都會出現填充進去。然而，這已是不可能的了。所以，那空空的課桌仍擺在那裏，顯得特別不可思議。不久，它被搬走了，搬到哪裏去了呢？不知道。
一種說不清的滋味充實並提醒著我的生活。盡管當時的我已經十分敏感，又善於思考，可我還是說不出發生了什麼。一個人沒了，在這個世界再也看不見他了。一塊煤球，一記拳頭，一條人命，還有那判了死緩的小夥子。據說，他那陣子整天為結婚忙碌。那天本不該他上班，他隻是回站拿一件什麼東西，臨時替了一下他的同事。
那天本不該他上班，我整天玩味著這句讓人們傳來傳去的話。那個小夥子婚肯定沒結成。一個人的一生，就是這樣被決定了。很多人的一生，也是這樣被決定的。當初不過是一兩聲爭吵，從此成了受害者，成了殺人犯，被決定了一生，再也回不到原本的生活。
原本的那種生活，到底被誰碾得粉碎，又被磨轉到哪裏？人怎麼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麵？當我一點點記敘、一點點遺忘、一點點進入我生命的中途時，我該向誰一遍遍表達自己對死、對生的理解和體悟？
沒有任何征兆的消息隨著空空洞洞的風向我逼近。那天，我坐在床上織一件草綠色的毛衣。母親暈倒在一家醫院的長椅上，暈倒在父親離開人世的那一刻。沒有鮮血如注，沒有哭喊呼號，母親目睹了急救的全過程。她，一個人，眼睜睜地看著父親的消失，回天無術。
那一刻，長期陪伴著她的小女兒正從千裏之外的家裏匆匆跋涉而去。從早晨 10點30分開始，母親就是孤零零一個人了。她連續七八個鍾頭躺在那條長凳上，處在清醒和迷糊之中。她不停地呢喃著，我在等我的小女兒，她今天下午就到。這是父親去世後，母親和外界交流的第一句話，也是唯一的一句。隻要有人在她躺著的長椅邊停留，不管是誰，她反複說的就是這句話，似乎她隻會說這一句話。
當我知道消息時，暮色布滿天空。我匆匆趕往一所院校，把弟弟找回。他在課堂上，正畫著一幅素描，這張素描和父親有什麼關係？那件草綠色的毛衣和父親有什麼關係？沒有，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我們再愛父親，卻依然無法代替他，哪怕為他分擔一點點的痛苦。
那一刻，千裏之外的父親走了。我活在一件毛衣裏，毛衣針流暢自如地在毛線中穿來穿去，沒有折斷一根。弟弟活在一幅素描中，他麵前的石膏像充滿著不確定的表情。妹妹活在一段旅途中。一年來，她和媽媽一直陪護著父親。天涼了，秋風要起了。她是頭天坐長途車趕回為父親取禦寒衣服的，妹妹怎能想到，父親已不再需要了，永遠不再需要了。第一陣秋風，就輕而易舉地將父親吹倒。
不斷地抗爭，就是為了最後徹底地失敗？我們又有誰能抗得過死亡這一關呢？
我在等我的小女兒，她下午就到。這是千裏之外的聲音，妹妹向著這個聲音出發，可妹妹並不知道，她的到達意味著永遠的結束，她不可能再看到父親看她一眼了。當秋風從千裏之外席卷而來的時候，妹妹在通往省城合肥的途中，那輛長途客車還沒過桐城大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