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8日小雨
回了一趟飛地——闊達，忘了帶相機。中學拆了兩年，都荒蕪了，房子爛了，房背上都長了草，昔日的辦公室門口掛了個牌子——闊達鄉農村技術推廣學校。破落了，而且還將破落下去，直到倒塌。現在已經有蛇了，操場、教室、寢室。垮塌了，成了廢墟，蛇會更多。還有蜈蚣、螞蟻、壁虎。想起九二年暑假，涪江發大水，我跟棗她媽砍辦公室門前那棵死梨樹的情形。那是我們正在戀愛，棗她媽還是個少女。
小學變了，宿舍區做了草坪和水泥路道，但草坪裏沒草，種了半生不死的菜。我新婚的房子還在，兩間，隻是刷白了外牆。記得九六年棗她媽搬走後，就一直是她堂妹興穎在住。在靠學生食堂的那間房子裏，我們結婚，有了棗，那麼多的細節，應該是我青春的落英。門前的花壇沒有了，裏頭的美人蕉和玫瑰自然也沒了，我為之寫過一篇短文——《荒蕪的花壇》，發於《中華散文》。黃萬平和李開會夫婦門前的那棵枇杷樹是最具標誌性的，枇杷沒吃幾顆，但意義深遠，我們戀愛的許多時光都是在枇杷樹下的乒乓台上度過的。李書平的聲音很大，馬曉俊打乒乓的姿勢很另類，張曉罡輸球後的表情很滑稽……現在都進城了，李書平的丈夫死後，一直一個人過，女兒西西已經讀大二了。馬曉俊在中學教美術，業餘畫畫，他的理想就是能像方力均、張曉剛、羅發輝一樣得到承認，一幅畫能賣幾十萬幾百萬。馬曉俊去江油呆了兩年，零四年回來的，他希望自己能擺脫單位，做一個職業畫家。張曉罡和我都是趙家的女婿，算是親戚，零四年闊達中學拆了，進了城郊馬曉俊所在的中學，教地理。
飛地上清冷得嚇人，白天還見三五幾人縮在店門裏打撲克，到了晚上，街上連人花鬼蛋都沒有。年輕人都打工去了，留下的全是老年人。街上的炮樓子多了，過去是淘金的功勞，現在是打工的成績。
幺師早嫁人，館子關門了，聽說老太爺老太婆都死了。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從學校端碗飯出來，叫一聲幺師，來一份鹹燒白或粉蒸肉——美呀，還免費送一碗白菜湯。
曾家館子是飛地上最大的館子，已不開了，馬曉俊當年的傑作已被拿下，開了雜貨店。郭師坐在店門前叫我“坐一下”，我發現他的頭發差不多全白了。第一次認識郭師，是跟水晶中學的老師去九寨溝，八八年五一，記得九寨溝的夜，月亮特別地圓特別地清冷。
馬雲峰從漆黑的街房出來跟我打招呼，我的態度是零度，這個闊達當年的風雲人物，砍木頭、淘金、打人、挨打、掙錢、賭錢，甚是傳奇。記得在韓小燕家的麻將館打麻將，他一個，謝真平一個，史彥平一個，我一個，五塊錢一炮，叼著香煙，叫人羨慕得哭——全街的人都隻敢打五毛錢一炮。九三年，水螞蟻在泥鰍壩挖金出了紅灘，馬雲峰帶了人去砍尖子，被水螞蟻攆得滿街跑，打得鑽床底。那時候，飛地上熱鬧非凡，店鋪的生意火暴，每到一四七逢場，跑攤的，五花八門。秦紅，當年的小裁縫，在信用社門口擺攤，縫紉機一轉，好多人圍觀，十八九，臉上春光乍泄，兩個奶子在襯衣裏拱得讓所有的單身漢喉嚨發緊。衛生院的、鄉政府的、信用社的和我們學校的單身漢都發緊，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敢愛、敢娶——秦紅是農民。
九三年我進了城，棗她媽還在這兒，飛地還熱鬧過一陣子。周末回去，都在街上打麻將，唱卡拉OK，中學小學的男女老師，我教過的男生女生。那時候，剛進城裏不習慣，神經衰弱，隔三差五往飛地跑，要摟著個人才睡得著。後來有了棗，更是跑。那時候，沒像現在把寫作當回事，天天釣魚，擦黑放線，夜裏收杆，沿河從黃連溪到葫蘆溪，取到魚，就給棗熬魚湯。
在棗她媽的幺媽家吃晚飯。幾乎是中午飯的複製：燉臘豬腳，活水豆腐，土豆燒肉。夏天，沒有什麼蔬菜。第一個下桌，沒打招呼，一個人去公路上走。黃昏。難得的心境。十六七年前，剛到飛地，二十三四，也是一個人，也是綿綿細雨，舉傘在公路上躑躅，也是黃昏，唱齊秦的《冬雨》，感傷莫名如潮水，軟，但寬，但綿密，滲得進毛孔。像是裝腔作勢，但不是裝腔作勢，青春還在鋪展，初戀已經遠逝，新戀尚未出現。繞著舊時漫步的公路走，樹木、玉米林、河流、對岸、橋梁依舊，變了的隻是時光，隻是時光對身體的消磨，隻是紛紜的人事和對人事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