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政治意識主要是指義和團對現實政治及政治時局的基本態度與看法。具有相同政治性格而政治意識相左者，可能導致行動的對立；而政治意識相同而政治性格相異，則可能導致行動方式與時機的不同。由於義和團不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社會團體，因此它的政治意識隻能是趨向性、概然性的。影響義和團政治意識走向的因素有四：一是團民所處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環境；二是團民所受教育的性質及內涵；三是時局事態的演變；四是團民汲取思想資源的方式及舍取意向，其中後三個是最直接的影響因素。從義和團可資利用的文化意識資源到義和團的政治意識之間並不存在一條萬裏長城，義和團相關的加工與整合是低層次的，形成的政治意識格局是粗糙且散亂的，往往缺乏內在的邏輯自恰。但是，他們的這些意識成份，既是現實政治矛盾的直觀反映又是合乎他們的現實鬥爭需要的。
一、擯洋意識
“擯洋”一詞，取之於義和團揭帖“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費難。”“擯”的字義有摒除、排除、拋棄等意，而“擯洋”之“擯”，似乎直接取於“擯諸門外”一詞的語意。義和團的擯洋意識是從反洋教鬥爭中繼承下來的，有時也為人們稱為排外思想。考究起來，擯洋意識包含有兩層含義：一是驅逐西方勢力；二是恢複往昔的舊貌。
“擯洋”曾是反洋教鬥爭的一大特色，許多教案都是鄉紳與農民想把洋教士阻擋在“鄉門”之外的各種行動引發的。到了義和團運動期間，一方麵鬥爭規模升級了，另方麵也因為洋教已經由外部變成了內部存在狀態，擯於鄉門的認識和行為已經毫無意義，所以“擯洋”就變成了要把全部“洋鬼子”從中國驅逐出去的政治含義。“隻因四十餘年內，中國洋人到處行”；“洋人進京四十年，氣運已盡。”“四十年”（從1860年算起），這是義和團民對洋人侵華年代的一個習慣算法，因為從那時起普通民眾才痛切感知到侵略勢力的危害。這種危害是大麵積的，包括秩序紊亂、主權喪失、道德淪喪、官吏腐敗、生民塗炭，乃至水旱連年，災害叢生。總之，侵略被看成是一切人禍天災的總根源。所以各壇口呼籲，要將洋人“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餘者逐回外國去，免被割據逞奇能。”
實際操作起來，擯洋的目標不僅指向外國侵略和最令團民反感的洋教士，而且指向西方文明在中國的一切存在形式，洋人要趕盡殺絕，教民、洋學堂學生，與洋人打交道的買辦商人、洋行職員等等也在劫難逃，有的材料說，團民要從所謂大毛子一直殺到十毛子。洋樓要燒，鐵路要扒，電杆要砍，洋貨也要毀掉。但是，在西洋的經濟和文化已經比較普遍地滲入了北方都會市鎮的當時，全麵的“擯洋”操作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有些較為明智的團首如曹福田，就明確反對毀壞洋貨，“洋貨入中國久，商民何罪”？而在更多的場合，則是興起了一陣“改名熱”，讓令人厭惡的“洋”符號在生活中消失掉。如洋錢改稱鬼鈔，洋炮改稱鬼銃，洋槍謂之鬼杆，洋藥改稱土藥，東洋東改名太平車，餘下的洋布、洋酒、洋火等類，統統改稱“廣貨”等等。所以，義和團不管擯洋的聲勢有多麼浩大，以至於還出現了紅燈照飛到俄、日、燒了他們首都以及西洋各國起了義和團的傳說，但充其量不過是義和團心理上的“圍魏救趙“之術，他們未必是真想把全世界的洋人都殺掉，也未必真要杜絕那些廉價而實惠的西洋用品，其主要著眼點還是將洋人逐出國門的自衛目標。
正因為如此，義和團更向往的是把洋人攔在境外。運動期間華北民間有一個攔江鎖的傳說，十分耐人尋味。說是洋鬼子原來是進不了中國的，因為天津的海口有條由全國的老百姓湊的鐵，由千百個工匠鍛打成的碩大無朋的攔江鎖。後來攔江鎖讓大奸臣琦善賣給了洋人，“這一來不要緊，洋人打這就進了中國。”事非湊巧，黑龍江三姓（今依蘭）一帶的義和團還真的打造了一條攔江鎖，試圖阻擋沙俄的軍艦。攔江鎖現在還收藏在黑龍江省博物館，由十四根鐵筋組成，外部用鐵環箍住，直徑約18厘米左右，製作得相當用心，當地還流傳過一首歌謠：“一入庚子年，起了義和團，殺了洋教士，扒了電線杆，攔，攔，攔，攔，攔，攔，趕走了外國船。”還有些義和團的想象也與攔江鎖異曲同工，比如天津在運動期間來了一位法號“海幹”的和尚，大家哄傳從此可令大海幹涸，從而使“外國船”無計可施，成為堆廢鐵。而直隸玉田的義和團似乎用心更巧，他們讓各家在門首上帖上紙條，上書“白來”二字，說這是能解洋人施毒之方，讓洋人來了也白來，不能為害。
義和團的擯洋意識，是農民反帝愛國情緒與戀舊情結的混合物。農民是想通過“擯洋”回到過去--一個被他們自己的想象所美化的過去。西方勢力侵入中國農村，從政治（幹預行政、訴訟）、軍事（武力壓迫與侵略）、經濟（商品與資本輸出）、文化（教會倫理）、風俗習慣（幹預祭祖演戲）、人際關係（教民作為特殊社會群體的出現）諸方麵，全麵地擾亂和破壞了農村的固有生活常規。從本質上講，這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農村大變動的一部分，這種變動對於前資本主義狀況的國家的農村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工業文明在這種變動的過程中，雖也留下了一點點微弱的進步信息，更多地卻是打上了殖民化的烙印。這些國度的農村所經受的很可能不是近代化前夜的陣痛，而更可能是一種無可逆轉的破敗，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沉淪。
近代中國農村所麵臨的就是這樣的慘境。農民生活非但沒有絲毫的改善，反而連習慣了的生活軌道也被打亂了。鄉土社會的“千年老理”碰到了洋人就怎麼也講不通了，既沒有給麵子的台階，也沒有講道理的解釋（沒有人向農民解釋基督教的特點，中西風俗的不同），一次次教案的意味著農民一次次橫吞苦果，積怨隻能越來越深，甲午戰敗與瓜分狂潮的來臨，使農村的苦痛與不安達到了極致，亡國滅種的威脅與無以複加的苦難交織在一起，農民的忍耐力已達到了極致。用布滿了幹柴來形容華北農村的政治形勢，已經沒有絲毫的過份了，隻不過這幹柴之積非一日之功罷了。當時的英國公使竇納樂居然認為：“隻要下幾天大雨，消滅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複平靖。”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短視和偏見。無論從哪個方麵講，華北庚子年的大旱隻能算是義和團運動爆發和迅速擴展的誘因之一，而絕非根本的動因。上世紀末，一場普遍的農民抗爭形勢已經形成，隻要有一點火星，就會燃成熊熊之火。半個世紀前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要追尋一種古老的平均主義烏托邦，而這一次的拳民運動則是要回複到他們理想化了的過去，“過去的情境可以被重新用作評判現實的標準。”在令人日見厭惡的現實麵前，過去一切突然有了“失樂園”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義和團運動與太平天國一樣，都具有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色彩，隻不過烏托邦的標記不同而已。
擯洋意識最直接的文化來源既是正統文化的蒙學也是受正統文化指導的華夷之辨和民間文化中忠良愛國與征討外夷的戲曲小說、故事傳說。但其中也蘊含著鄉土文化的深層因素：懷舊、重秩序與烏托邦情結。在擯洋意識指導下的打教滅洋行動，體現了一種徹底的“非此即彼”的道德極端化傾向。對於義和團來說凡“洋”則眾惡歸之，中國則諸善集之，連平日可惡的官吏隻要支持打教就有幾分親和感。可以說，擯洋的出發點是理性的與合乎道義的，但結果卻在很大限度上表現為盲目與非理性的排外。比起太平天國來，義和團運動之所以顯得思想水準低下，部分原因就在這裏。
二、效忠與反叛意識
忠義是農民日常政治意識延伸到義和團思想中的一個基本點。在運動的絕大部分時間裏，絕大多數義和團壇口是樂意在皇權的指導下滅洋救國的，雖然個別記載有義和團自稱“皇上”，甚至自擬“偽號”，擅封丞相將軍等“偽職”的。此多為民間教門乘亂起事，與義和團的主流無涉，活動在都會的絕大多數義和團，都以禦封相標榜，以到莊王府或各地衙門掛號為榮，否則就是“黑團”，為人看輕。清廷有一上諭說：“所有助戰之義和團人民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且髫齡童子，亦複執幹戈以衛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鑒，神聖之護持，使該團民萬眾一心，有此義勇。”應該說這個文件的前幾句話是切合實際的。不過義和團的“義勇”與忠心卻非“仰托”清朝老祖宗來的，而是他們自身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