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禍水！”咬牙切齒，開口叫罵的這些人，要麼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要麼是老封建的衛道士，在他們看來，女人“禍”在禍國殃民，“禍”在萬惡淫為首，是她們消融了男人的雄心壯誌和精血，可他們不曾想過，自己也是從娘肚子出來的人。
望城縣千年古鎮——靖港一處保存完好的明清妓院——宏泰坊陳列的有關名妓風采與斑斑血淚，有關青樓的風花雪月，讓“女人是禍水”的說法站不住腳。世代相傳、膾炙人口的唐詩宋詞元曲，就離不開青樓女子的原創和傳播。在那個信息閉鎖，沒有報紙雜誌，沒有電視電影，沒有網絡電台等傳媒傳播的時代，這些文化的瑰寶大多依賴歌妓的口口相傳。
當地人說，宏泰坊，古為風月場，是女人勾引男人出賣肉體的地方，取這麼一個好聽的名字，純為文人騷客遮羞附風雅。早在晉代，青樓原為豪華精致的雅舍，為豪門高戶的代稱。有詩為證：“青樓富家女，才生便有主。”青樓與大道、高門相關聯，與豔遊酒色不沾邊。青樓的變味，成為煙花之地的象征，源於大唐的繁榮“娼”盛，國家富強了，腰包鼓起來了，飽暖思淫欲，蓄妓養妓一時成為時尚。“月華吐豔明燭燭，青樓婦唱搗衣曲”，就是發達起來的文人墨客，也爭相效仿，出入青樓，圖個痛快，尋找激發靈感的環境和創作氛圍。如果說，中唐前大量的觀妓詩，常有逢場作戲、自作多情等成份；那麼，中唐中期相當數量的“贈妓”、“別妓”、“懷妓”、“悼妓”的詩，則傾注過較為深摯的感情交流，其中不乏有血有肉的名篇佳作，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張好好詩》等。青樓似乎成了古代文人除廟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寄托之所，少了青樓，古代文學也許就少了幾多韻味。
唐代自後宮妃嬪，到書香仕女，延及尼姑女冠、娼優姬妾，多能詩善文，習文賦詩，蔚然成風。唐代婦女的最大成就在於詩詞，而造詣最高的恰恰又是社會地位最低的妓女。《全唐詩》收錄的136首詩，就出自21個妓女之手，足令才子佳人自歎不如。青樓名妓中，詩才最高者當數薛濤。薛濤，本為長安良家女，隨父宦，流落蜀中，遂入樂籍，辯慧工詩，有林下風致。唐代詩風把她熏陶得超凡脫俗，才氣超群。其抒情詩名作《春望四首》寫出了詩人坦坦蕩蕩，思緒悠悠的情懷，語無雕飾，天然動人。詩曰：“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若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檻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複哀吟。”；“風化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薛濤的另一首《送友人》，向來為人傳誦，短幅中有無限蘊藉，藏無數曲折。可與唐才子們競雄：“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裏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
唐代妓女能詩的不止薛濤一人，以詩得名的娼妓很多。長安名妓劉國容，國色天香，才思敏捷。她與新科進士郭昭述情濃似酒，兩人恩愛的故事在長安長久地演繹。離別時，她贈情郎短詩一首：“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思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許多年後，兩人重溫舊夢，雖不能作舉案齊眉夫妻，卻也真是生死相戀的一對。
自古風流文人與青樓名妓惺惺相惜，彼此相依。士人懂得憐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能賞識玉郎才子，吟詩誦詞。唐代妓女聲名地位的黜陟升沉，身價倍增，一夜走紅，幾乎取決於名士舉子的品題臧否，如狂放文人崔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同時，士人舉子們還借助青樓名妓為自己傳唱揚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