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建都年久，地汙水堿，春秋冬三季猶可居住，至於夏月，溽暑難堪，但念京城乃曆代都會之地，營建匪易，不可遷移，稽之遼金元，曾於邊外上都等城，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靡費錢糧，重累百姓，今擬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來避暑，庶幾易於成工，不致苦民，所需錢糧，官民人等宜並心協力，以襄厥事。除每年舊額錢糧外，特為造城，新增錢糧二百五十萬兩，加派於直隸、山西、浙江九省地方，直隸二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四兩九錢，山西三十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兩四錢(江南五十九萬餘兩，河南十七萬餘兩，湖廣九萬餘兩，江西二十二萬餘兩，陝西二十三萬餘兩)……此項錢糧，從見在當差人丁額征地畝內增派，該管督撫司道州縣官宜協力催征，作速起解。此城所用錢糧，惟恐苦累百姓，損之又損，於數縮而不浮，凡官吏書役人等，若有額外需索罔利作弊者，一經查出，加以重罪，該地方督撫嚴察禁諭。此外有官民人等好義急公，情願捐助者，聽其自便，……酌量恩敘。”《清世祖實錄》第49卷第11―13頁。
從此諭來看，諭中所顯示出多爾袞的形象，哪裏還有什麼叱吒風雲安邦定國的開國之主英武色彩，完全是一個唯知揮霍浪費貪圖享受魚肉黎民的亡國昏君。諭旨說北京“地汙水堿”，“溽暑難堪”，這對於一家三代祖孫十幾口擠住一兩間破平房的貧兵窮民來說，倒還有些像，而對主宰全國億萬兵民命運的皇父攝政王多爾袞來說，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京師西邊玉泉山之泉水，水質之佳，為全國之冠，專供皇家食用，皇父豈能不飲。睿王府第，“高廣比於皇居”，焉有暑氣之侵襲！
也就是這個多爾袞，七年前他統率滿蒙漢大軍十餘萬進據燕京時，為爭取民心，曾親頒《大清國攝政王令旨》，痛斥明朝加派之禍國殃民，著重指出“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複加“練餉”“剿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他宣布自順治元年起，“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0頁，《攝政王諭官吏軍民人等令旨》。然而七年以後，他竟要為了自己的避暑而沿襲明朝弊政，加派於民，這不是他把自己擺在明季昏君神宗的同一位置上嗎？而且他還為了修建這一避暑之城，竟在軍事吃緊兵力不足之時，準備遣派士兵，前往修城。
多爾袞死後，寧夏巡撫李鑒曾就此事上奏評論說：“皇城之建，曰避暑也。攝政在日，府第之製，高廣比於皇居，尚有暑氣之侵乎？如曰未也，湯泉北窗，盡有羲皇上人之樂矣，而乃敲海內殘喘之脂，委於大荒沙磧之地，罷士卒精銳之筋力，而事畚鍤於虎豹荊榛之區，聖諭所謂甚屬無用者，真屬無用也。”《明清史料》丙編第4本第308頁，《寧夏巡撫李鑒揭帖》。
建城加派錢糧，不僅大大加重了對直隸、山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江西、陝西、江南九省人民的負擔，而且開了加派之先例，自食其言，失信於民，極不利於安定民心，緩和矛盾，穩定全國政局，確是禍國殃民一大弊政。
順治帝福臨看準了這一問題關係重大，故於親政大典舉行之後一個月，在頒詔追罪睿王之前八天，順治八年二月十三日下達專諭，廢除這一特大弊政。他諭戶部：“邊外築城避暑，甚屬無用，且加派錢糧，民尤苦累。”此項工程著即停止。其因築城加派的錢糧，本欲將已征者發還百姓，未征者即行停征，但恐奸汙官吏及催征錢糧之人，不體朕意，欺害小民，將已征者竟納入私囊，未征者仍行催逼。因此，著仍照原派數量征完，將此數目頂替順治八年應征的正額錢糧。若地方官不將已交之銀作為正額之賦，許交銀者赴督撫處控告，督撫據實題參貪汙之官，從重治罪。如督撫不為查辦，交銀者即來京赴部控告。《清世祖實錄》第53卷第17、18頁。
順治帝此諭講得很好，不僅免除了築城加派錢糧，解民之累，而且考慮很細，盡量使貪官汙吏不能吞沒已征之銀和仍行催征，徹底貫徹執行免除加派之恩諭。這一規定也於黎民很有實惠，因若將已征之銀退還本人，不僅給墨員胥役以訛民之機，或克扣幹沒，或以少作多，以成色不足之劣銀當做足色紋銀，從中牟利，而且黎民遠道進城，衙前守候，耗費時日和盤纏用費，原交十兩者，恐實際到手隻有五兩，損失不小。兼之，當時加耗之風盛行，上交一兩正賦，往往被官吏索要加三加四或加五加六的“火耗銀”，實際上被多征了一半還多的錢糧，養肥了貪官汙吏。現在按諭所定，已交者，準抵順治八年之正賦，民人就少受一次盤剝了。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順治帝免除築城加派錢糧，確係一大德政，於民於國皆有裨益。
三、革弊省費蠲除龍碗禦柑。
順治帝的另一措施是蠲免一些地方貢品，以節省冗費，減少民間苦累。舉行親政大典前四天，順治八年正月初八，戶部呈進陝西漢中府額貢柑子。他降諭免革說：陝西進貢柑子，雖屬歲額，但地方官員采辦，不無苦累小民之處。且漢中去京甚遠，沿途動用人夫轉送，更累驛遞，“是以口腹之微，而騷擾吾民也，朕心殊為不忍”。目前陝西需餉正殷，著留此買運柑子錢糧，以養兵民，爾部即傳諭該督撫，嗣後漢中額貢柑子，著永行停止，以昭朕體恤百姓至意。其江南所進橘子、河南所進石榴，亦著永行停止。②③④《清世祖實錄》第52卷第10頁；第10、11頁；第12頁；第16頁。
第二天，順治八年正月初九，他諭戶部：各處織造，供朝廷服禦賞賚之用，雖不可廢，但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既已有專設官員管理，又差滿洲官及烏林人役催督，不但往來靡費錢糧，而且騷擾驛遞，嗣後著停止差催。陝西一向織造褐妝蟒，朕思陝西用餉甚多，本省錢糧不敷，每撥他省協濟，此織造褐妝蟒，殊屬無用，亦著停止，至於陝西買辦皮張，亦屬煩擾，著一並停止，以節省冗費，以完兵餉。爾部速行傳諭，“以昭朕恤兵愛民至意”。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