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遭災嚴重地方兵民，除免賦外，順治帝還撥發銀米，遣官往賑。順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諭戶部等衙門說：比年以來，兵事未息，供億孔殷，加以水旱頻仍，小民缺食，地方官不加撫綏，“以致流離載道”。“夫普天率土，係命朕躬，而困苦如斯，何忍聞見，朕為之寢食不惶。拯濟安全，時不容緩”。戶部等衙門凡有錢糧職掌在，即將現今貯庫銀兩實在數目，作速查明奏聞。②《清世祖實錄》第81卷第13頁；第13、14頁。
過了兩天，二月二十五日，他諭告戶部發銀賑濟畿輔饑民說：“四海蒼生，皆朕赤子，饑寒流徙，深切痛病”。前各省督撫奏明災荒地方，已經查照分數，酌量減免，有極荒地方，非蠲免所能解救者，該督撫速行查奏，另加恩恤。“至於畿輔重地，房屋田土，多經圈占，加以去年水荒特甚，尤為困苦，朕夙夜焦思，寢食弗寧，亟宜拯救，庶望生全”。但荒政未修，倉廩無備，若非頒發內帑，何能濟此急需。茲特命戶禮兵工四部察發庫貯銀十六萬兩。母後聞悉，深為憫惻，發宮中節省費用及各項器皿，共銀四萬兩，朕又發禦前節省銀四萬兩，共二十四萬兩，差滿漢大臣十六員，分赴八府地方賑濟。②。
過了幾天，順治八年三月初六日，福臨敕諭前往賑災的尚書、侍郎、左都禦史巴哈納、王永吉、劉昌、屠賴等十六位大臣，指授機宜說：茲命爾等銀前往各府，督同地方官員，計口給賑，須賑濟如法，及時拯救，毋論土著流移，但係饑民，一體賑濟，務使均沾實惠。若有裏甲人等，指稱拖欠錢糧，奪取賑濟銀兩，或富豪挾逼賑銀，以償私債，俱許饑民控告，即時重處。被災人戶已去複歸者，倍與賑濟銀兩，俾得複業。外境移來者，既與賑濟，仍加意安插，使得其所。衛所屯丁，與百姓一體賑恤。《清世祖實錄》第82卷第10―12頁。
五、取民有製頒行《賦役全書》。
順治帝福臨在不動正額錢糧前提下，盡量減少和革除官吏私派積弊，以稍紓民困。他為此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編定《賦役全書》。
清軍入關以後，因明季冊簿遺失毀壞，征收賦稅丁徭無所準繩，貪官汙吏乘機上下其手，大肆敲詐，額外苛派，民之交納，往往數倍於正額，致國賦拖欠，平民遭殃。故從順治元年起，一些官員便上疏請編《賦役全書》，以使征收有製，民少私派。攝政王多爾袞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於順治三年四月以帝之名義諭戶部說：“國計民生，首重財賦，明季私征濫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幾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兵火之餘，多借口方策無存，增減任意，此皆貪官猾胥，惡害去籍，將朝廷德意何時下究，而明季業蠹何時清厘”。今特遣大學士馮銓，前往戶部，徹底查核，責成京內各衙門及各省撫按，擬定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務期積弊一清，民生永久，稱朕加惠元元至意”。《清世祖實錄》第25卷第24頁。
盡管攝政王威嚴無比，聖諭震驚官民，但由於戰亂紛紛，征調頻繁，軍需孔急，不少省府州縣未歸帝轄，兼之“貪官猾胥”不願有章必循，難以輕重其間，故編定賦役全書之事，中途擱淺。
順治帝親政後，此事又重新提起，令戶部右侍郎王弘祚主持其事，但進展不快。順治十一年初，吏科給事中郭一鶚上疏劾奏王弘祚“督修賦役全書，久無成效”，以及其他數事，經查核，最後以王失參各省遲造全書之各官，將其罰俸。在此影響下，戶部於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七奏請加速編定《賦役全書》的工作。戶部奏：“賦役全書，關乎一代之製度，各省之利弊”，請敕戶部右侍郎將舊貯全書作速訂正，督率各司官，將所管省份，創造新書，務求官民易曉，永遠可行。書成之後，“進呈禦覽，刊發內外衙門，頒行天下，凡征收、完納、解運、支銷、考成、蠲免諸法，悉據此書，用垂永久”。帝從其議。《清世祖實錄》第83卷第4頁。
過了一年，此時除滇、黔及四川等省的一些州縣以外，全國大多數省府州縣已經平定，屬清管轄，有可能也有必要盡快編定賦役全書。故福臨下諭敦促戶部加快編書。他於四月二十二日諭戶部，“賦役全書，上關國計盈虧，下係民生休戚”。屢覽爾部奏疏，或駁回該督撫另造，節催不應，或發出該地方謄刻，經久不完，分明是官胥利於蒙混，故意錯誤，希圖延緩歲月，便其私派橫斂，殊可痛恨。今欲將《賦役全書》限期告成，方略安在，並令督撫造報，如何始能畫一，其悉心詳議具奏，“務令蒙混永除，橫斂立止，斯愜朕體恤民隱至意”。《清世祖實錄》第91卷第9頁。
在帝之督促下，戶部右侍郎王弘祚帶領各司官員，催促各省撫按，緊張編製賦役全書，終於在順治十四年冬編成和進覽。福臨很重視，特下諭戶部，講述此書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命頒行天下。他講道：
“朕惟帝王臨禦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為首務，禹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明之初，取民有製，休養生息，萬曆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天啟、崇禎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貪吏緣以為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今)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蠹侵漁中飽，民生先困，國何以資，(故編此書)……名曰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為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清世祖實錄》第112卷第6―9頁。
順治帝福臨的這些措施，以及下麵即將談到的嚴懲貪官，整頓吏治，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民困至極的惡劣局麵，但也可略蘇其困，對減輕黎民痛苦改善艱窘處境，起了一定的作用，為促進社會生產的恢複與發展，提供了一些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