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帝之所以要做這樣的改變，根本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是“民窮則盜”，“兵饑則叛”，兼之征剿時又濫殺亂掠，則“盜”更興，長期惡性循環，何年才能徹底止“盜”！二是國庫如洗，軍費巨大，賦稅積欠，財政收支嚴重失衡，將士缺餉缺糧，官吏欠債欠米。順治九年八月給事中劉餘漠奏稱：“國家錢糧，每歲大半皆措兵餉”，湖南、四川和兩廣“荒土極多”。同年十月，大學士範文程還特上專疏，極言“各直省錢糧，每年缺額至四百餘萬，賦虧餉詘，急宜籌劃”。為緩困窘，於同年十二月，“以粵東漸定，錢糧不敷，撤靖南將軍固山額真卓羅等官兵回京”。《清世祖實錄》第67卷第6頁，第69卷第19頁，第70卷第16頁。剿撫兼施，偏重於撫，可以緩和一下矛盾，減少軍費支出，略為緩解一點財政特別困窘之情。另外，順治帝本人在親政後勤讀經書史籍，屢和儒臣議政，深受儒家學說熏陶，欲效法前代明君仁政，以“愛民”為本，本固邦寧，故願改變幾年來專重於剿的方針。
其二，滿漢兩用，倚重於漢。此時福建雖有鄭成功反清，四川有故明舊將及部分大西軍，江西亦常有廝殺，但威脅清廷統治、阻礙其統一全國的基本政治、軍事力量，仍然是以大西軍為支柱的南明永曆帝權利，主要戰場在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這次兩道敕諭，授洪承疇為湖廣五省經略，即征剿招撫這五省敵軍的統帥。洪承疇雖已編隸八旗，但屬於漢軍旗，且他原來還不是一般漢人，而是官宦之家書香門第，他本人是明朝進士出身，任至總督，統兵十餘萬。以這樣的降清漢臣為主要戰場之大軍統帥，且其士卒亦以綠旗兵(即漢兵)為主，在此之前還未曾有過。
回顧以往十年戰史，順治元年四月大戰山海關，係攝政王親統八旗軍衝鋒陷陣。隨後豫親王多鐸、英親王阿濟格、肅親王豪格、鄭親王濟爾哈朗、巽親王滿達海、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謙郡王瓦克達、貝勒勒克德渾等宗室王貝勒，皆先後任大將軍，統領八旗勁旅，輔以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王及續順公之漢兵，以及各省綠營兵，征戰南北，統一了大半個中國，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沒有任用過原係漢人之明朝降臣來任大軍主帥。如果再加上此時四川陝西主要靠平西王之兵，由固山額真李國翰率領之漢軍八旗、綠營為輔佐，廣東主要由平南、靖南二王之兵對敵征戰，則可顯而易見，這種布局，與以往有了很大的區別。
順治帝毅然作出如此重大轉變的決定，有其客觀的原因，那就是八旗軍威已不如前了。一係滿兵人數太少。入關前夕滿洲八旗有三百一十個牛錄，按每牛錄二百丁計，當有三萬二千丁。到了順治五年，若按年增率百分之三四算，應有七萬丁左右，可是此年八旗編審男丁冊載，滿洲八旗隻有男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現在，時間又過去了五六年，如按正常人丁增長率，也應增加一萬丁左右，但是順治十一年八旗男丁編審冊卻載稱，滿洲八旗隻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六十丁，不僅未增加，反而減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減少了百分之十還多。又過了三年，順治十四年丁冊載，滿洲八旗共有男丁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僅比三年前增加了三十五丁。蒙古八旗丁數亦與此類似，順治五年有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順治十一年隻有二萬五千八百三十七丁，減少了百分之十。《曆史檔案》1988年第4期，安雙成譯：《清初編審八旗男丁滿文檔案選譯》。滿洲、蒙古八旗人丁之減少，顯然是由於長期征戰，傷亡困苦，這是使朝廷感到極為不安的大事，照此下去，“滿洲根本”、“滿洲甲兵係國家根本”之基本國策怎能實行，大清王朝的統治怎能穩固？若再將這少得可憐的五萬名左右的滿洲男丁分送全國一千七百餘廳府州縣駐戍，平均一縣隻有三十丁，又怎能綏靖地方！如將其大部分派往湖廣五省主戰場，人數傷亡必然可觀，滿丁豈不又將減少！這是清廷必須認真考慮和妥善解決的一大難題。二是滿洲將帥後繼乏人。現在的宗室王公中，再也找不出像昔日智勇雙全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勇猛善戰的英親王阿濟格、肅親王豪格那樣的大帥了，連鄭親王濟爾哈朗、謙郡王瓦克達、端重親王博洛、勒克德渾貝勒這樣的大將軍，此時亦尋覓不出。好不容易挑選了一個勇猛尚可的敬謹親王尼堪當定遠大將軍，卻又因寡謀輕敵而敗死於衡州。滿洲八旗士卒，也因長年廝殺和旗地荒蕪家境困難而疲憊不堪，勇銳之氣大不如前。這也是清廷在用兵之時必須重視的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