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正月三十日，福臨禦太和殿，諸王、貝勒、文武群臣上表，行慶賀禮，帝賜眾人宴畢，然後命學士圖海召大學士陳名夏至，討論治國之道。福臨問：“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久？”陳名夏對答說：“皇上如天，上心即天心也。天下治平，惟在皇上，皇上欲天下治平，惟在一心，心乎治平，則治平矣。”帝又問：“然其道如何？”名夏奏稱：“治天下無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帝言：“然得人如何？”名夏奏：“知人甚難，然所以知之亦易，今誠於群臣中擇素有德望者，常賜召見訪問，則天下人心鼓舞，無不欲宣力效能者矣。”帝又問：“唐朝家法，何以甚醜？”名夏奏：“由太宗家法未善，故致女主擅國，禍亂蔓延，然貞觀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帝又問：黃膘李三，為民大害，諸臣畏不敢言，鞫審之時，寧完我、陳之遴默無一語，“豈非重身家性命乎”？名夏奏：李三雖惡，一禦史足以治之，臣等叨為朝廷大臣，發奸摘優，非臣所司，且李三廣通線索，言出禍隨，顧惜身家，亦人之恒情也。“今皇上召見臣等，滿漢一體，視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後，諸臣同心報國，不複有所顧惜矣。”福臨又問：“人君之有天下，非圖逸豫乃身，當孜孜愛民，以一身治天下也。若徒身耽逸樂，又安望天下治平，惟勤勞其身，以茂臻上理，譽流青史，顧不美歟！然朕雖勤於圖治，豈遂無過失，專賴卿等匡其不逮，倘朕躬有過，慎勿諱言。”名夏奏：“皇上寵眷諸臣，常加誡諭”，人心大不同於往時。況臣受厚恩，豈甘緘然，但恐指陳過當耳。福臨說：“李三一小人，勿謂朕屢言及之，朕之所以屢言者，欲諸臣改心易慮，有所見聞，即行陳奏耳，朕今以後，不更言李三矣。”帝又說：“治天下大道，已略言之，更言其小者。如喇嘛豎旗，動言逐鬼，朕想彼安能逐鬼，不過欲惑人心耳。”名夏奏：“皇上此言，真洞悉千載之迷，嚐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光天化日，豈有逐鬼之事。”帝又說：“朕思孝子順孫，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誠，延請僧道，盡心焉耳，豈真能作福耶？”名夏奏：若果有學識之人，必不肯延請僧道，為此者，多小民耳，以其愛親之誠，故聖王不禁也。②《清世祖實錄》第71卷第25―28頁；第11頁。
從以上談話，結合有關史料，清楚地表明了順治帝的四個問題。第一，求知若渴，博覽群書。順治帝為了彌補攝政時期受到睿王限製而很少讀書的損失，發憤攻讀，經史子集無所不讀，尤其是著名史籍，更是反複閱覽，仔細思考，對前朝盛衰興亡的曆史，十分熟悉。第二，胸懷大誌，欲為明君。就在正月十一日，工科給事中朱允顯在奏請開經筵之疏中，便講道：“我皇上以堯舜自期，動合古道。”②福臨雖不好意思承認這一心願，謙稱難與堯舜比倫，但他卻明確提出，他要“孜孜愛民，以一身治天下”，要“勤勞其身，以茂臻上理，譽流青史”，且評述千餘年間之六位賢君，顯然是以明君自期，欲圖做番宏偉事業。第三，傾心漢化，以儒治國。正月裏君臣之議論國事，基本上是儒家“文教治天下”之道，人事取例，是非標準，道德風尚，君臣楷模，治亂之因，皆以儒學為準，十五周歲的少君福臨，已成為深受儒學熏陶欲行仁政之帝了。第四，賞識漢官，倚其治國。入都燕京九年以來，隻有現在才是“皇上日召見”漢大學士陳名夏等人，才是“滿漢一體，視如家人父子”，時時事事詢問於漢臣。順治帝之傾心漢化，已為朝野共知，自然會遭到部分頑固、保守、落後的滿洲王公大臣反對，從而引出了一係列的重大政治鬥爭事件。
二、開科取士一再親考庶常。
順治帝福臨很重視通過科舉來發現人才，選擇聰睿飽學之士，加以培養提拔，擢任尚書侍郎總督巡撫和大學士。他親政十年內，共舉行了四次會試，即順治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其中十六年為恩試加科，共取中進士一千五百名。
他親政後的第一次會試，是順治九年。九年正月三十日，大學士範文程等奏稱：“會試關係倫才大典。按明朝主考官，萬曆以前，不拘大學士、學士、吏禮二部尚書侍郎由翰林出身官員，皆得簡用，萬曆末年，方始專用閣臣，今自順治元年至今，已曆三科，未有定例，伏候睿裁。”福臨閱後批示：“著照明朝萬曆以前例行。”《清世祖實錄》第62卷第15頁。同日，禮部奏稱，“壬辰科會試，恩詔廣額取進士四百名”，應照會典開載南北中卷之例，南卷取二百三十三名，北卷取一百五十三名，中卷取十四名。帝從其議。
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臨命大學士希福、範文程、額色黑、洪承疇、寧完我、陳之遴，學士伊圖、蔣赫德、能圖、葉成格、劉清泰、白色純、張端，侍讀學士索諾木、魏天賞，侍讀叟塞，吏部尚書高爾儼，禮部尚書郎球，吏部侍郎熊文舉，禮部侍郎恩格德，戶部侍郎王永吉、趙繼鼎，兵部侍郎李元鼎，刑部侍郎孟明輔，工部侍郎李迎，禮部啟心郎董衛國，禮部理事官楊鼐，禮部主事顏喀代為殿試讀卷官。②③《清世祖實錄》第63卷第24頁；第25頁；第25頁。讀卷官陣容之龐大、官階之高，充分體現了帝對殿試之重視。
第二天，三月二十五日舉行殿試，他對滿洲蒙古貢士麻勒吉等出的製策是：“朕聞至治之世，訐訟無人，刑罰不用，是豈民之自然息爭與，抑撫道各官賢良之所致也，抑親民之府州縣等官各得其人與，爾積學諸士，必有灼知，務抒所見，朕親覽焉。”②他策試漢軍及漢貢士張星瑞等的製策是：“朕承鴻業定鼎九年矣，親政以來，日益兢惕，念治天下之道，莫大乎用人聽言，人有真邪正，言有真是非，往往混淆難辨，今欲立辨不惑，一定不移，將遵何道與？開創之始，凡官製、賦役、禮樂、兵刑、營建、風紀，規模初設，未協至道，自唐虞三代以來，其製可得詳聞與？或因或革，或盛或衰，意者不在製度文為，而別有在與？用正人，聞正言，行正道，朕日切於懷，未得其要，爾諸士幼學壯行，宜各出所見，實陳方略。其文務以漢廷賈董諸臣為式，毋治對偶冗長故習，朕將親覽焉。”③。
過了三天，三月二十八日，試卷閱完，欽賜滿洲蒙古貢士麻勒吉等五十人、漢軍及漢貢士鄒忠倚等三百九十七人為進士及第、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一甲為進士及第，二甲為賜進士出身，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通稱進士)，其中，漢軍及漢進士之狀元為江蘇人鄒忠倚，榜眼為順天人張永祺，探花為江蘇人沈荃，滿洲蒙古進士之狀元為麻勒吉、榜眼折庫納、探花巴海，皆滿洲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