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異常現象帶來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極不利於鞏固滿洲貴族的統治。入關初期，滿洲尚書侍郎大多數是僅會清語清文(即滿語滿文)，對漢文可說是目不識丁，對中原王朝的曆史、製度、典故、律例、例案也不了解，這樣的文盲和門外漢，怎能處理紛繁複雜重大的部務。拿起漢字公文，看不懂，找人翻譯，一則兼通滿漢文者當時太少，再則既會滿漢文又熟悉部務的更為罕見，怎能準確翻譯。堂堂六部，是具體治理全國的最高衙門，每年要處理成千上萬的事件。以吏部而言，它的總職掌是管理全國文職官的任免政令，製定京內外各衙門文職官名額，各衙門的官員或由吏部銓選，或由該衙門報部任用，並按規製領敘品秩，考核功過政績，擬議升降賞罰，以及守製、終養、封銜、議恤、蔭子、士官世職等等問題。每一事件，每一問題，擬議之時，必須援引合適的例案律例，作為根據，否則便易發生差錯，或雖無誤，遇到別人駁議時，有例可援，也可持之有據，不易駁倒。“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不要說不懂漢文的滿洲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無法從中找到合適的例案，翻譯也束手無策，事情就無法辦理。漢尚書、侍郎、司官在辦事上，當然比滿官方便和高明，他們大都是科班出身，或係兩榜進士，或係舉人，既能隨手翻閱，下筆千言，又善字斟句酌，還較熟悉典章製度掌故例案，因此繁重部務主要是由漢尚書、侍郎和司官具體處理的，但滿洲尚書侍郎官員有最後決定權。盡管在大多數場合下，這種權的使用是虛的，是依漢官之議而行，但也有些事情卻又係滿官獨立，漢官隻能遵其意旨而選找例案理由，以作其議之根據和借口。這本來就已經大大壓抑了漢官積極性，限製了漢官才能的發揮，妨礙了部務的正確妥善處理。而且，許多重大問題，非本部所能決定，必須奏報皇上，由帝親裁，可是，入關以後十年裏，各部院奏事，“但有滿臣，未見漢臣”，漢官不能向皇上奏陳自己的意見，盡管滿臣所奏並非漢臣讚同者，亦隻好強抑己見，不能陳述爭辯和駁議，當然是滿臣主宰本部了。
現在，兩道諭旨的下達，授予了漢尚書漢侍郎的奏事之權和掌印之權，漢尚書侍郎可以直接就本部之事向皇上呈奏，特別是當滿漢尚書侍郎異議之時，這一陳奏權就給予了漢官很大的支持。掌印之權，更為重要，以往印歸滿官掌管，滿官不同意之事，哪怕滿尚書出缺或前往外地，隻滿洲侍郎在部，大印亦歸這位侍郎掌管，他也就可否決或不理漢尚書之議，而按己意辦理，蓋上大印，上呈下達。現在諭旨現定，不分滿漢，但論就任先後，“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這樣，漢尚書侍郎便可能有一半左右的時間掌管大印。因為，尚書之缺，經常變動，或因為帝賞識，擢用大學士，或調往他部及地方督撫，或因過降革外調，那麼，即使先是滿尚書就任，掌管大印，但他不可能久任不變，一旦調走，自然是由該部漢尚書掌印了。
順治帝如此傾心漢化，提高漢官職權和地位，擴大漢官的影響，固能對軍國大政的妥善處理，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也招致滿臣憤怨，滿漢之爭加劇，因此，在順治八年至十七年的十年裏，連續發生了一係列政治鬥爭事件。
第三節南北黨爭滿漢相鬥。
一、諫阻親迎漢官之議獲勝。
順治皇帝福臨雖然多次宣諭“滿漢一體”、“滿漢一家”，鼓勵漢臣進言，提倡滿漢群臣同心同德報效朝廷，然而由於權力之爭和見解不一，以及明季黨爭之延續，不僅滿洲王公大臣與漢官常起爭端，漢官內部也在互相傾軋，尤其是相當多的滿洲王公大臣對皇上的傾心漢化提高漢官職權地位的政策，十分不滿，因此鬥爭更加激化。在福臨親政的十年裏，爆發了多次政爭事件，一般依爭執者家鄉之不同，而稱之為南黨北黨兩大派係，其中又滲透了滿漢之爭的因素，有時則又純以滿官漢官為界。順治九年關於帝之是否親迎達賴，便是滿漢完全異議的一個明顯例證。
順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五世達賴奏稱：“覲見之地，或在歸化城，或在代噶地方，伏惟上裁。”世祖福臨諭告說：“邇因內地西南用兵，羽本來往，皆係軍國重務，難以輕置，用是不克出邊相見，特遣親王大臣前往，俟寇靖無事，便可親迎，此時祗於邊內近地相迎可耳。”《清世祖實錄》第67卷第26頁。
此諭有些含混，主要是後半段三句話講了三個互相混淆的問題。第一句是因軍國重務，“用是不克出邊相見，特遣親王大臣前往”，即不出邊親迎。第二句是“俟寇靖無事，便可親迎”，則又說可以親迎，但需稍待時日。第三句卻又說“此時祗於邊內近地相迎可耳”，則又是說要去親迎，但是是在邊內相迎，而不出邊。全諭僅僅六十字，卻有如此多的含混之處，原因何在？是福臨年方十五歲，不善表述？不像，此時的大學士有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陳名夏、額色黑、陳之遴等人，起擬諭旨，是其擅長，即使皇上口諭欠妥，經他們潤色修改，亦必簡練準確，不致如此含混矛盾。這一疑問從下述帝諭及群臣議論，可以得到合理解釋。
第四天，順治九年九月初三，《清世祖實錄》第六十八卷載錄了帝之意旨和滿漢臣僚關於是否親迎達賴的議論，現錄述如下：
“壬申，諭諸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曰：當太宗皇帝時，尚有喀爾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因往召達賴喇嘛，其使未至，太宗皇帝晏駕。後睿王攝政時往請，達賴喇嘛許於辰年(順治九年)前來。及朕親政後召之，即啟行前來，從者三千人。今朕欲親至邊外迎之，令喇嘛即住邊外，外藩蒙古貝子欲見喇嘛者，即令在外相見。若令喇嘛入內地，今年歲收甚歉，喇嘛從者又眾，恐於我無益。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來，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爾喀亦因之不來歸順。其應否往迎之處，爾等各抒所見以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