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令人懷疑的是，三年多以前，即順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外轉禦史張煊曾疏劾當時任吏部尚書的陳名夏結黨營私，銓選不公，共有“十罪兩不法”。其疏所劾陳名夏十罪有：諂事睿王，及王事敗，反卸過於啟心郎寧古裏；名夏之父為民殺死，蒙恩賜銀歸葬，陳卻急於攬權，草率葬埋；特疏起用因薦舉賊人而被黜之李元鼎；越升姻親黃徽胤為太仆寺卿，私庇同鄉同姓，升七品編修陳之遴為宗伯；超升段國璋為太常寺卿；把持計典，曲意保全被劾之門生江南督學禦史李嵩陽；庇護同鄉同年左都禦史徐起元；力主優恤革職侍郎孫之獬；與富商牛射鬥聯姻，歲索數千金。兩不法為：專擅威福，批降本應援赦免議之太常少卿龔鼎孳；將援赦免議之禦史崔士俊批降外府推官。此疏還言及陳名夏與洪承疇、陳之遴於火神廟屏左右密議。《清世祖實錄》第57卷第12頁。
此時，順治帝福臨出狩在外，一切政事暫委巽親王滿達海，“王集諸王大臣，逐件審實，遂將名夏、承疇羈之別所，撥兵看守，以事關重大，馳使奏聞”。滿洲吏部尚書一等公譚泰袒護名夏，在帝回京諭命王貝勒貝子公侯暨眾大臣“質審廷議”之時，“譚泰咆哮攘臂，力庇黨人，務欲殺張煊以塞言路”。眾人迫於其勢，遂作出結論說：“諸疑多屬赦前，且有不實，煊向為禦史不言，今言於外轉之後，心懷妒忌，誣蔑大臣。張煊應論死，名夏等免議。”奏入，帝從其議。《清世祖實錄》第57卷第12頁，第62卷第4頁。
過了半年多，順治九年正月初十，世祖福臨諭告內三院說：處死譚泰後，想起張煊一案，疑其死有冤枉，故令陳名夏、洪承疇複發與鄭親王濟爾哈朗、承澤親王碩塞及內院、刑部大臣再次審理。“承疇招對俱實。獨名夏厲聲強辯，閃爍其詞，及詰問詞窮，乃哭訴投誠之功，朕始知名夏為輾轉狡詐之小人也，名夏罪實難逭。但朕有前旨，凡譚泰幹連之人，一概赦免，若仍執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將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祿仍舊，發正黃旗漢軍下，同閑散官隨朝”。張煊著厚加恤典，以其子任其父之官，仍加二級。《清世祖實錄》第62卷第5頁。
將張煊劾陳名夏與寧完我參陳名夏相比較，便可發現兩案之間，差別很大。其一，兩案審實之情不一。張煊所劾，有證有據，俱是事實，陳名夏亦“詰問詞窮”，而哭訴投誠之功，以求免死，可見其劾確是事實。但是，寧完我所劾諸疑，僅一人證，名夏除“留發複衣冠”之言外，其他諸罪一概否認，因而也難定死落實。其二，兩案處罰之法懸殊。三年多前陳名夏確實犯有“結黨營私，銓選不公”之罪，但帝隻令其解內三院大學士之任，“官品俸祿”仍舊。到九年十二月末，帝宴內大臣、大學士、漢尚書、侍衛於中和殿時，又“賜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陳之遴”等人朝服各一襲，“諭曰：爾等皆朕倚任大臣，若能潔己奉公，屬員自當效法，倘貪黷相尚，必至顛倒是非，不但公論不容，抑且國法難宥，爾等其思之”。《清世祖實錄》第70卷第31頁。過了十天，順治十年正月初十，帝即諭調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以陳名夏為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至此，對陳名夏之處罰，已完全取消了，而寧完我劾陳名夏，卻使陳遭受大禍，陳名夏成了入關以來第一個被處以死刑的漢大學士，懲罰何等之重！
為什麼順治帝福臨會在罪證缺乏的情形下，要將曾經為己賞識、倚任的能相陳名夏下諭絞死？原因固然很多，但看起來主要決定於三個因素。其一，才高黨眾禍由自取。這從陳名夏十年來在政局中的表現，反映得十分清楚。陳名夏乃江南溧陽人，才華橫溢，明崇禎十六年中進士，任翰林院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十七年三月降於大順軍李自成，南明福王時被定入“從賊案”。清順治二年七月，陳名夏至大名投誠。由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薦，複其原官。名夏入謁睿王，請睿王即位稱帝，睿王雖拒其請，但賞識其人，立擢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清兵下江南，九卿科道議南京設官因革裁並事，眾說紛紜，不能定議。名夏奏稱：“國家定鼎神京，居北製南，不當如前朝稱都會，宜去京之名”，“設官如諸行省”。攝政王盛讚其說，議遂定。順治五年初設六部漢尚書時，即授名夏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此時距其中進士之日，僅有五年，可見其超遷之快，更可見其之才幹為攝政王欣賞和重視。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攝政王多爾袞卒，二十六日帝諭議政王大臣推選吏刑工三部滿尚書時，議準以原征南大將軍、正黃旗固山額真譚泰為吏部尚書。譚泰為帝倚任，擅權專政，名夏“黨附”譚泰，受其信任，因此，這位曾向睿王勸進理應定為睿王黨羽遭受懲處之人，竟不僅無罪，官居原職，且執掌銓選之權，“揣摩執政意旨，越格濫用匪人，以迎合固寵”，又成了譚泰的大紅人，於順治八年七月升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八月譚泰被誅，九年正月名夏以黨附譚泰“亂政”，被革任，但仍保留大學士之官品俸祿，十年正月初十又入內院，擔任內秘書院大學士，且在本月皇上多次來到內院時，與其他大學士一道，受帝召對，一再陳奏。正月三十日，世祖還特命學士圖海召陳名夏至，君臣二人暢議治國之道，名夏奏述，堪稱帝旨。這一天，可以說是陳名夏最光榮、最顯赫之日，其餘範文程、寧完我、洪承疇、額色黑、陳之遴等五位大學士，皆閑置於旁，唯他一人獨蒙帝寵。然而，福兮禍所伏，他複入內院僅有二十天，便壓倒群相，獨蒙長問，旁人能不生妒？他自己也不禁會忘乎所以，舊病複發，結黨營私，重登南黨領袖寶座，以致在十年四月會議任珍案時，敢於聚集二十七名漢大學士、尚書、都禦史、侍郎、禦史、科臣單持一議，與刑部、滿洲大臣遵循帝意而作出的擬議相對峙，怎能免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