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福臨讀過陸光旭奏疏後，很可能為其議論說服，故於當日(八月十二日)即降旨責令議政王大臣回奏說：“此奏內事情，著前議諸人明白回奏。”②《清世祖實錄》第139卷第12頁；第15頁。
過了四天，八月十六日，他就巡按派停與否之事，下達了傾向性很明顯的諭旨。他諭告吏部說：禦史巡方，近以靡費勞民，紛紛條奏，已經會議停止。但思巡方一官，本朝設立已久，屢行停止。旋即複差，蓋因其職掌察吏安民，厘奸剔弊，關係甚巨，若歸並督撫，果能偏行巡察，綜核周詳，自於地方有裨。倘以職掌繁巨，不能親巡詳察，致有貽誤，巡方既停，則貪官蠹役無所忌憚，恣肆作奸，其為民害，豈不更甚。巡方中若有一人不肖，所關止於一方，自有嚴法處分，其餘豈盡無益，概行停止，是否妥確，應停應留，何者實為有益，並向來複差緣由，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同察明，再加詳確議奏。②。
此諭雖就巡按留停之事命群臣再議，實則已表明了皇上的傾向，他完全采納了陸光旭主留巡按的意見和論據，要繼續派遣禦史巡方，取消了二十多天以前停派巡按的決定。盡管那一決定是議政王、貝勒、大臣迫脅漢官服從其議並得到了皇上批準的，此時也顯然無效了。
議政王、貝勒、大臣當然理解此諭的意圖及皇上的態度，肯定知道再堅持停派巡按之議，必會遭到萬歲的斥責，必須退讓，當務之急是駁掉陸光旭加在他們身上的“擅專”“獨斷”而“快偏私”的罪狀，並否定其所提漢官與議“軍國重情”等擴大漢官權勢，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影響的要求。他們商議了很久，然後於順治十七年九月初十交上了長達一千字的回奏疏。《清世祖實錄》第140卷第3―6頁。帝覽疏之後命陸光旭回奏，陸回奏後，帝又命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回奏。十月十七日，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又交上一份七百餘字的回奏疏。《清世祖實錄》第141卷第8―10頁。
安親王嶽樂等議政王、貝勒、大臣這兩道回奏疏，主要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反複申明並未排斥漢官，迫脅漢官服從停派巡按的意見。回奏疏說：“當日會議時，曾令漢官立稿，漢官辭雲：既有王與大臣會議，我等豈可先主筆立稿，倘諄諄相讓，徒致稽延。以此為辭。臣等隨向漢官雲：今擬清漢各立一稿，寫完之後，彼此合看，畫一具奏。其時前議各官至堂後院內寫清稿，後議各官俱在堂前。及清稿既具，隨令共在一處公議。梁清標等辭雲：我等後議各官，尚有一二未到，順候齊再議。後石申等到齊，臣等會同欲將兩稿合看，漢官仍未立漢稿，雲：王與大臣等既有清稿，翻出漢字看罷。遂將此稿翻譯漢字。……畢，公同看閱，意見相同，各親手畫題具奏”。並無漢官反對之事。
第二，辯稱無有專擅獨斷會議之事。回奏疏說：“前議停巡方，臣等原據所見立議，至允行與否，自有上裁，誰敢專擅，又複有誰唯唯。一應公議大事，莫不虛公詳議，請旨遵行。”“光旭前疏稱臣等徇私害公，畏勢背國，皆臣工中之罪人，非盛世所宜有。”“臣等實屬難當。臣等意見不到，凡事未能詳議，或亦有之，然何敢有負君父。如果臣等有負君父，擅專徇私，獨斷一偏等事，不特光旭所雲不宜有於盛世，臣等亦自甘受重罪也。”
第三，明確宣布不許漢官與議軍情之傳統慣例，實即否定陸光旭提出漢官與議“軍國重情”等要求。回奏疏說：陸光旭在回奏疏中聲稱，徇私害公畏勢背國等語，乃概論人臣事君父之義不當如是，並非專指議此事之諸臣而言，亦非止為巡方而言。但是陸之前疏，“特參臣等明甚”，“若謂非止為巡方，當日原止議巡方，未嚐議及軍情”，“凡議軍情，漢官從未與議”。
第四，申明議停巡方，係從公出發，未謀私利，停留與否，悉請聖斷。回奏疏說：“臣等原議停止巡方，止為其無益地方，徒滋煩擾，故議暫停。”“巡方何礙於臣等，而必欲去之乎？”“夫停止巡方，於臣等何益？留之，於臣等何損？自在皇上洞鑒中，臣等不敢煩瀆，惟候睿裁乾斷”。
安親王嶽樂等議政王、貝勒、大臣雖上長疏，反複辯解並無專擅會議和存有私心，言之侃侃，振振有辭，似乎確係如此，其實，真情與此截然相反，議政王、貝勒、大臣與九卿、科道會議諸事，一向是按議政王大臣之意議定的，九卿、科道，特別是九卿、科道中的漢官，一般是附和議政王大臣之意而行，唯其馬首是瞻，很少反其議而行之。
議政王大臣會議之時，如坐朝儀，十分隆重。議政諸王高坐堂上，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依次列立，大學士、九卿、科道諸臣，發議之時，須向議政諸王下跪稟告。如此威風凜凜，王爺之諭，漢官焉敢違背。此次議定巡方之製，王爺等既已立議，寫出清稿，譯成漢文，漢官怎敢不書名於上，表示讚同，焉能再持舊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