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說巡按停留與否，與滿洲王公利益無甚關係之說，也與事實不符。不錯，巡按之遣，主要是協助總督、巡撫處理地方公務，但他還肩負著糾參督撫的重大責任。親王、郡王、貝勒固然不能屈尊至省為督為撫，貝子、鎮國公、輔國公也應留在京師，隨侍皇上，議處軍國大事，滿洲八旗異姓貴族公、侯、伯爵亦大都分任京內軍政要職，且在當時軍警甚多之時，常統兵四處征剿，兼之他們不會漢語，不諳民情，無治理地方經驗，故無法出任總督巡撫。可是，入關不久，漢臣多有觀望甚至三心二意者，難以信任，不能擔任統轄一二省二三省的總督重任，一省之長的巡撫也不太合適。因此，清朝初年，總督基本上由入關以前編入漢軍旗的“遼左舊人”特別是文館人員擔任，半數以上的巡撫，亦係這批人員。
比如，順治二年，共有淮揚、宣大山西、陝西三邊、浙閩、湖廣四川、總漕、總河七位總督，都是漢軍旗人。淮揚總督王文奎，故明生員，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1629)於遵化降金，入值文館，後隸漢軍鑲白旗，崇德元年(1636)授弘文院學士，順治元年出任保定巡撫，二年擢淮揚總督，四年革任，八年複任，直到十一年。宣大山西總督馬國柱，遼陽人，天聰間以生員入值文館，隸漢軍正白旗，崇德三年授都察院理事官，順治元年擢左僉都禦史，出任山西巡撫，二年升宣大山西總督，四年移任江南江西河南總督(六年起，河南與直隸並，改為江南江西總督)，直至十一年休致。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直隸永平人，原前明副將，罷任家居，天聰四年降，仍為副將，後隸漢軍鑲紅旗，曆任刑部漢承政、左參政，順治元年改刑部左侍郎，二年出任陝西三邊總督，直到十年病卒。浙閩總督張存仁，遼陽人，明副將，天聰五年降，隸漢軍鑲藍旗，崇德元年任都察院承政，二年授浙江福建總督，到五年病休，六年又起用為直隸山東河南總督，九年病故。湖廣四川總督羅繡錦，遼陽人，後隸鑲藍旗漢軍，天聰五年由生員授工部啟心郎，八年任國史院學士，順治元年出任河南巡撫，二年擢湖廣四川總督，九年卒於官。總漕由王文奎兼。河道總督楊方興，廣寧生員，天命七年(明天啟二年，1622)降金，天聰時入值文館，崇德元年擢內秘書院學士，後隸漢軍鑲白旗，順治元年授河道總督，直到順治十四年。
再以此時議停巡按的順治十七年為例，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川陝總督李國英，福建總督李率泰，浙江總督趙國祚，湖廣總督李蔭祖，兩廣總督李棲鳳，雲南總督趙廷臣，漕運總督兼鳳陽巡撫蔡士英，都是漢軍旗人。
巡撫一職，漢軍與漢人兼用，漢軍略多於漢人。順治元年設有順天、天津、保定、宣府、山東、登萊、山西、河南八位巡撫，其中漢軍旗人任巡撫的有雷興、王文奎、陳錦、馬國柱、羅繡錦五人。故《清史稿》第二百三十九卷記述了李棲鳳、馬國柱、王文奎、雷興等人事績後，評論說：“順治初，諸督撫多自文館出。蓋國方新造，用滿臣與民閡，用漢臣又與政地閡，惟文館諸臣本為漢人，而侍直既久，情事相浹，政令皆習聞，為最宜也。”順治九年吏科給事中魏裔介也針對督撫多用入關之前舊人而奏諫說：“督撫重臣宜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清史稿》第262卷，《魏裔介傳》。
從上述情形便可了解，為什麼議政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安親王嶽樂等議政王、貝勒、大臣，對巡按之製十分不滿，幾次奏請將它取消，也可以知悉安親王嶽樂等稱巡按之留撤與己無有利害關係之說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純係騙人之詞。因為，既然督撫多係遼左舊人，多係漢軍旗人，那麼他們的任革升降，便與議政王、貝勒有著密切的關係。八旗製度下，旗人必須編入八旗各牛錄，聽從本牛錄、本甲喇、本旗固山額真、甲喇章京、牛錄章京的管轄，如係下五旗，他們更分別是該旗王、貝勒、貝子、公的屬人，與本主有君臣之義，他們的出仕為官及升降任免，在相當大程度上，與本主(或某王，或某貝勒、貝子、公)有很大的關係，他們也必須為本主效勞服務，貢納金銀財帛，漢軍旗人對本主更是畢恭畢敬，更受到本主(某王、某貝勒、某貝子、某公)的關照和保護。總督、巡撫是一省或一二省二三省之長，除朝廷外，無人敢對他們說個不字，可是，有了禦史巡方之製，巡按到達本省，就與督撫實際上形成了分庭抗禮局麵，動不動就要密折疏參，給督撫帶來了很多麻煩，使其權力受到影響。有的督撫還因遭受巡按彈劾而被革職問罪，像江南巡按秦世禎疏劾江寧巡撫土國寶，土國寶被革職嚴訊，畏罪自殺；巡漕禦史張中元彈劾漕運總督吳惟華貪黷不法，吳被革職逮訊。因此，多數督撫討厭巡按，他們當然會向本主稟報此情，以激怒王、貝勒、貝子、公。這就是議政王、貝勒多次奏請停派巡按的重要原因。這一點，時人也有評述者，談遷在《北遊錄》中之《顧仁》條，便指出了“滿人意以巡使掣其肘也”之論。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及陸光旭分別回奏後，世祖福臨於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降旨批示：“凡會議政事，原應滿漢公同商確，斟酌事理，歸於至當，不拘滿漢，皆可具稿，尚未定議，即各分具稿，殊為不合，著嚴飭行。陸光旭身為言官，國家利弊，應據實指陳，何得以過激之詞具奏，亦屬不合，著飭行。”《清世祖實錄》第141卷第10頁。
此諭既訓斥了議政王、貝勒、大臣“尚未定議，即各分具稿”，但又未接受陸光旭參述王、貝勒排斥漢官、獨斷專擅之意見，換句話說，王、貝勒隻是方式欠妥，並未犯實質性錯誤，同時也對陸有所指責，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盡管皇上沒有給議政王、貝勒、大臣定上專擅會議之罪，但安親王嶽樂等王大臣，當然已經完全知道了帝之旨意所在，於是放棄取消巡方之舊議，於十一月十一日遵旨議奏：“禦史一官，原為察吏安民而設，其直省巡方，應仍舊差遣。”③《清世祖實錄》第142卷第13頁；第13、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