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親蒙縻藏反擊羅刹(2)(2 / 3)

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攝政王多爾袞率王貝勒大臣獵於邊外。二十二日遣侍衛桑阿爾寨等,齎敕往諭喀爾喀部紮薩克圖汗、土謝圖汗、伊思丹津喇嘛、俄木布額爾德尼大小貝子,除講述雙方以往交戰等情況外,又再次提出議和的條件:歸還掠取巴林的牲畜;部落之長及貝勒、貝子誓告天地,永通和好;修好諸貝子依照定例,每年各按旗進貢一次,每旗下貝子合進駝一頭馬八匹,遣大臣朝見,清照例賞賜。《清世祖實錄》第51卷第7、8頁。幾天以後,多爾袞於十二月初九去世,與喀爾喀部議和修好之事,隻有由少年天子福臨來完成了。

二、年年朝貢三汗擁戴大君。

少年天子福臨雖然極端痛恨“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將其追罪削爵籍沒焚屍揚灰,但是對於他的一些好的政策和高超的策略,仍然繼承了下來,並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對喀爾喀部的議和修貢,即是他成功的一例。他的基本策略方針是以武力為後盾,議和為上,堅持原則,據理力爭,決不妥協委曲求全,但又不苛求於人。

世祖福臨親政後,喀爾喀三部汗、貝勒、貝子多次遣使入朝進貢方物,他都予以賞賜款待。以順治八年三月為例,十九日,喀爾喀部落吳把什台吉貢馬匹等物,賜銀鞍轡布等物。二十三日,宴紮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貢使於禮部。二十六日,順治帝禦太和殿,碩雷汗之子噶爾馬撒望台吉、儲護爾台吉朝見。二十九日,賞紮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貢使銀茶筒、緞匹等物。《清世祖實錄》第55卷第16、17、18、20頁。

土謝圖汗等所遣貢使及其隨從人員,人數相當多。順治八年八月初七,宴土謝圖汗貢使八百八十四人於禮部,二十七日,又宴土謝圖汗貢使三百零九人於禮部。《清世祖實錄》第59卷第5、27頁。貢使人數之多,原因不難了解,那就是喀爾喀三部汗、貝勒、貝子、台吉希望通過朝貢,進行互市貿易,賣出馬牛羊駝,購進茶鹽緞布等生活必需用品,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恢複昔日的正常和好關係,不斷遣使來京議和。

順治帝福臨當然也希望雙方和好,保持北方地區安寧,但又決心使雙方的關係建立在比太宗崇德年間和順治三年以前更為牢固更為有利的基礎上,建立起“大皇帝”與喀爾喀三部汗貝勒貝子之間的君臣關係,哪怕這種關係的程度,不如漠南內屬蒙古那樣強烈和牢靠,但總要比過去更加緊密一些。因此,多次下諭,訓誡對方欠禮之處,提出議和修貢條件。

順治八年九月十四日,他因土謝圖汗等交納的贖罪牲畜數少,而諭告土謝圖汗、車臣汗、伊思丹津喇嘛及大小貝勒說:爾等歲貢牲畜七十二頭,已經收納。至巴林人畜,因不能賠償,止以馬百匹、駝十頭贖罪,“是爾等無歸附之意,故而如此”。今若歸我巴林人口,遣為首諸貝勒入覲,其牲畜自當寬免。如遵朕命,則為首四旗歲貢,自當收納,其諸小貝子各自貢獻,俱行停止。倘不歸我巴林人口,不遣為首諸貝勒入覲,則爾等使臣可勿遣,歲貢可勿獻。茲將爾等贖罪馬百匹、駝十頭發還。《清世祖實錄》第60卷第12頁。

順治九年五月十四日,他因紮薩克圖汗等未按諭敕所提條件議和,且犯掠邊境,降諭訓斥紮薩克圖汗、俄木布額爾德尼及大小貝子說:前因爾等表請通好,毫無定議,曾兩經降諭。“朕意本欲和好,故令爾等歸還所掠人畜,貢獻所罰駝馬,並為首諸貝勒、貝子、頭目來朝贖罪。乃爾既不來朝,又不歸還人畜,貢獻駝馬以贖罪”,“且爾一麵通市,一麵犯邊”。現朕開誠諭爾,“今若速還我人畜,獻所罰駝馬,遣為首貝勒、貝子、大臣來朝則已,不然致有後悔,自貽伊戚,我何與焉。可速定議,毋得遲疑,以墜爾基業”。《清世祖實錄》第65卷第5頁。

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又因土謝圖汗、車臣汗等倨傲不恭,頒諭訓斥土謝圖汗、車臣汗、伊思丹津喇嘛等人說:“爾等為四九牲畜來奏,輒言從前賞例太薄,我等再不來貢。又言逃人,有在貝子大臣講和以前去者,有在後去者,逃人往來私行,何以稱和,等語。又朕曾遣使至爾處,遲至兩月餘,乃先令拜塔,而後見爾等。種種謬誤,朕故不複遣使。朕為天下主,爾乃彈丸小國之長,以方物來貢,朕酌量賞賚,即雲微薄,亦宜奏請增益,乃輒言賞例如前,則九畜不貢,爾等將欲構釁乎?且爾既不歸我巴林人畜,為首貝子又複不至,尚何可言?若盡還巴林人畜,為首貝子前來,視同一國,誓言修好,始可候旨定奪。”否則,敗和好,將後悔矣。《清世祖實錄》第70卷第7、8頁。

順治帝的這幾道敕諭,講得很好,理直氣壯,有恃無恐,儼然是大皇帝對邊外小邦酋長的開導、訓誡和警告。清與喀爾喀三部之爭,曲在三部,他們根本不該遣兵五萬攻打人數少於彼方的清軍,清軍是追征蘇尼特部,未侵犯喀爾喀三部地區,未襲掠啟釁,卻突遭喀兵攔襲,若非清軍勇猛所殺,則將全軍覆沒,戰死之後,也是冤鬼,不知喀兵為何來攻,自己為何要被喀兵斬殺。兼之,喀兵又偷襲巴林、土默特,殺人掠畜,擾掠清之藩部,作為天下共主,作為漠南蒙古藩部之君的清朝大皇帝,當然應該為屬部做主,為屬部討還公道,懲治來犯之人。不將這些道理講清楚,喀爾喀三部不承認所犯錯誤,不歸還所掠人畜,雙方就不能議和通貢。因此,雙方多次使臣往返商議,喀部都是理屈詞窮,而順治三年清軍大敗喀兵的雄威,也增強了清政府在爭論中的優勢,使三部汗貝勒有所畏懼,不敢一意孤行。順治帝正是基於對喀部形勢的正確了解和相信自己的無敵軍威和事業之正直,才據理相爭,堅持原則,力求和好,但不妥協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