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詔奇特之二是，起草遺詔之人，是漢官而非滿臣，且非漢大學士，而是帝親自培養倚任的禮部侍郎兼任翰林院掌院學士的王熙，官階隻是正三品，低於大學士和六部尚書，也低於內大臣、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還低於綠營提督總兵官。如若按官品排列名次，王熙當排在幾百名文武大臣之後。這在清朝“首崇滿洲”不讓漢臣參與軍國機密要務的基本國策限製的條件下，是破例的也是唯一的例外。清人韓為王熙所撰的《行狀》載述此事說：“辛醜，世祖不豫，自元旦至五日，屢入清安，榻前麵奉天語，密有奏對。初六日漏三下，召入養心殿，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公匍匐飲泣，筆不能下。世祖諭抑悲痛，即於榻前起草。公拭淚吞聲，先成第一條以進，恐聖躬過勞，奏移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撰擬，凡三次進覽，皆即報可，日入始脫稿，而世祖竟於是夕上賓，公哀慟幾絕，戚慕終身”。韓：《文靖公王熙行狀》，《清代碑傳全集》第12卷。
王熙為什麼會受到世祖如此特寵，前麵曾對王熙的情形有所涉及，現再以韓所撰王熙《行狀》，略予簡要敘述。《行狀》載稱：“公生而穎異，五六歲間即能誦孝經學庸兩論”，順治三年十九歲中舉，二十歲成進士，選授國史院庶吉士，習滿書，禦試滿書，拔前列，後曆任國子監司業、左春坊左中允、司經局洗馬、經筵講官、弘文院學士、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久值南苑。當順治十四年升任弘文院學士時，其父王崇簡方任國史院學士，世祖特諭王熙說：“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順治十七年王熙以學士三年考滿，加禮部尚書銜，其父已任禮部尚書，“父子同部尚書，海內榮之，以為國家異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所未有也”。“公長值內院，駕出必從，從必蒙勞問，又每日進講嘉謨嘉獻，入告者必多，一時稱為內相”。王熙是世祖特別賞識擢用之文人和親信大臣，“一時稱為內相”，其才其德為帝深知，故委以此重任。
此詔奇特之三在於，它已被修改，經皇太後與輔政大臣看過後，頒示群臣時，其詔的一部分內容已與世祖親閱親定之遺詔，有了很大的差別，作了很大的改動。韓所撰王熙之《行狀》，言及寫完遺詔後，有這樣一段話：“而至於洮頹憑幾之辰，大漸弗悟與之會，平定詔章，獨屬之朝夕，左右之儒臣度必有決大策定大議者，而公出一不語子弟，世遂莫得傳，其識見度量，有古大臣之所難。”大學士張玉書為王熙所寫之墓誌銘，也就此寫道：“至於麵奉憑幾之言，有事關國家大計，與諸大臣再三密謀而後決者，公終身不以語人，即子弟莫得而傳也。”張玉書：《大學士諡文靖王公墓誌銘》，《清代碑傳全集》第12卷。
王熙之自撰《年譜》敘述遺詔情形說：“初三日，召入養心殿，上坐禦榻，命至榻前講論移時。是日，奉天語麵諭者關係重大，並前此屢有麵奏，及奉諭詢問密封奏折，俱不敢載。”初六日夜三鼓，奉召入養心殿，“就禦榻前書就詔書首段。隨奏明恐過勞聖體，容臣奉過麵諭，詳細擬就進呈。遂出至乾清門下西圍屏內撰擬，凡三次進覽，三蒙欽定，日入時始完”。王熙：《王文靖集》，轉引自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實》。
這些史料表明，世祖福臨口授，王熙遵諭撰擬經帝欽定的遺詔，當帝病逝後進呈皇太後時，太後與輔政大臣商議，對其中若幹內容作了修改，然後才頒示群臣。究竟在哪幾個問題上作了修改，或添寫了哪些問題，雖難一一盡行查明，但綜觀遺詔全書，結合世祖生前言行，還是可以理出一點頭緒。現先將《清世祖實錄》第一百四十四卷所載頒示天下之遺詔，摘錄如下：
“詔曰：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悠，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製，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惟聖母皇太後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惟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不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經，行三年喪，終天抱恨，惟侍奉皇太後順誌承顏，且冀萬年之後，庶盡子職，少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諸王貝勒等，皆係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複鮮，以致情誼暌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滿洲諸目，或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記，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於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伴，未能隨材器便，以致每歎乏人，若舍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於舉世無材，是朕之罪一也。設官分職，惟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複優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為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嚐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匱，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別有奇策，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餉，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精工，求為前代後人之所不及，無益之地，靡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後於皇太後恪盡孝道，輔佐朕躬，內治聿修，朕仰承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逾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創業，未嚐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舞弊，更逾往時，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閑靜，常圖安逸，燕處深宮，禦朝絕少，以致與廷臣接見稀疏，上下情誼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禦萬機，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雲：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進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過，每日克責生悔，乃徒尚虛文，未能省改，以致過端日積，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遺詔所列世祖引躬自責之罪有十四條，不為不多。聯係少年天子親政十年以來對自己的要求來看，此遺詔的總基調，即嚴於責己的精神，與他的一貫作風，還是大體符合的。他雖然隻親理十年國政，文治武功兼有，但他卻多次下詔引咎自責。比如，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他“以地震屢聞，水旱疊告，憫念民生，省躬自責”，特命嗣後章奏文移，“無得稱聖”，並降詔大赦天下說：“朕恭膺天命，纘承祖宗鴻緒，統馭天下，十有一年，兢兢業業，篤求治理，而治效未臻，切為民謀，而民生未遂，疆圉多故，征調繁興，水旱頻仍，流離載道。中外之欺蒙成習，朝廷之膏澤弗宣，法敝民窮，幹和召戾，天心未格，地震屢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朕以藐躬，托於王公臣庶之上，政教不修，經綸無術，一夫不獲，咎在朕躬，而內外章奏文移，動輒稱聖，是重朕之不德也，何以自安。自今以後，朕痛自修省，悉意安民，……凡章奏文移，俱不得稱聖。”《清世祖實錄》第87卷第4、5頁。
順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又以“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下詔列舉己過，欲昭告皇天上帝和祖宗，諭告禮部說：“近者冬雷春雪，隕石雨土，所在見告，變匪虛生，皆朕不德所致。朕思，天為天下而立君，為君者代天敷治，必使民物鹹若，治臻上理，然後可以仰答眷命，今水旱連年，民生困苦，是朕有負於上天作君之心，一過也。……朕之天下，實本於太祖太宗積功累仁所創垂，今疆圉未靖，征調頻興，是朕有負於祖宗付記之心，一過也。當睿王攝政之時，誅降濫賞，屏斥忠良，任用奸貪，國家錢糧恣意耗費，以致百姓嗟怨，人人望朕何日親政，急為拯救。今經六載，雖極力更新，乃猶康未奏，災？時聞，是朕有負於百姓望治之心，一過也。”《清世祖實錄》第99卷第14頁。
順治十七年正月，雲貴五省已定，鄭成功統軍圍攻江寧，大敗返廈，全國基本統一，正是朝廷多年以來難有之喜慶平穩之時，順治帝福臨卻引咎自責，頒詔大赦。他於正月二十五日“省功引咎，頒詔大赦天下”。詔書說：“朕荷皇天眷佑，纘承祖宗鴻緒，夙夜兢兢，力圖治安，十有七年於茲。乃民生尚未盡遂，貪吏尚未盡改，滇黔雖入版圖，而伏莽未靖，征調猶繁，疾苦時告，拯恤未周。反複思維，皆朕不德，負上天之簡畀，愧祖宗之寄記，虛太後教育之恩，孤四海萬民之望，每念及此，罔敢自安。茲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三日，祭告天地、太廟、社稷，抒忱引咎，自今以後，元旦、冬至、壽節，天下慶祝表章，皇太後前照常恭進，朕前表章暫行停止，特頒恩赦，加惠元元”。赦款共有十八條，包括死罪減等軍罪以下赦免等，其中直接涉及兵民的有蠲免順治十六年以前民欠錢糧、撫恤八旗軍和綠營兵等。《清世祖實錄》第131卷第13、14、15、16頁。
通過這些責己之詔，可以看出，順治十八年遺詔罪己的內容，大部分與世祖福臨臨終前夕所欽定之遺詔，是相吻合的，但這十四條責己之罪中，有四條可能係太後受輔政大臣之影響，共同商議後添寫的。按詔書所列的次序而論，其第一條“漸習漢俗”，更張舊製，恐非世祖原意，世祖之所以能在親政十年裏取得很大成就，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墨守舊規，需改之時即予更改，他不會將此引為罪狀之一。第五罪是不信任滿洲諸臣，而委任漢官，致滿臣無心任事，這更不是世祖之過。世祖之傾心漢化，擢用漢官，倚任漢大學士，委命洪承疇經略五省，依靠三藩平定南方，卓有成效，他怎會視此為大罪？這兩條大罪，顯係太後與輔政大臣商議後新加的，而且很可能是輔政大臣之意，得到太後批準，否則，第四罪講宗室王公時，雖點明王、貝勒是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卻隻引咎於晉接稀疏，以致情誼隔絕，友愛不周，為什麼不歸罪於未加重其權勢，使其真正成為國之藩翰？如此前言不顧後語之含混矛盾詞句，並非撰擬遺詔的大名家王熙疏忽謬誤，而是因為世祖、太後和輔政大臣都不想擴大王權，都想壓抑王威，以便讓輔政大臣保幼主治國理政。第十罪係說端敬皇後之喪祭典禮過於優厚，這更不可能出於世祖之口。世祖與董鄂妃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生死與共，愛妃仙逝，福臨悲痛欲絕，多次尋死未遂，又要出家，亦未辦到。為悼愛妃，可置生死於不顧，視皇位如敝帚，難道喪儀辦隆重一點，就會自視有罪？這顯然是太後之意，硬給福臨定上的。第十一罪是設立十三衙門，此亦不會係帝親書。因帝之寵信太監吳良輔，就是鼓動設立十三衙門的主要人員，吳雖因交結外官收受賄賂而曾一度被帝斥責，但其寵仍舊，並未遭受任何懲罰。直到帝臨終前幾天，正月初二，福臨還抱病臨幸憫忠寺，“觀內？吳良輔祝發”，可見帝對吳之偏愛，有了這樣的心情，他怎能將十三衙門之設立，視為己之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