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條爻辭，我不禁想起孔子的一個教誨：“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陽貨》）意思是：一個人隻是滿足於自己待人有仁心而不學一點人情世故，那麼他按仁心辦事造成的後果，對人對己都未必是好的，將隻是說明他還未免於愚昧。這和本爻辭的意思，不是如出一轍嗎？待人“中孚”，乃是仁心的根本表現和確證，《周易》既教人“中孚”，又戒以“虞吉”，就是既要求有仁心，又要求“學”，以免因仁而至於愚。也許，孔子的上述思想，正是受《周易》這條爻辭的啟發而得到的。從這個角度去解讀，這條爻辭就明顯是本卦的點題之句了，所以要排在初爻。
但當今注家卻多從荀爽和虞翻說：“虞，安也。”所以“虞吉”被翻譯為“安則吉”，或“安守（誠信）可獲吉祥”這樣的意思了。且不說訓“虞”為安有無根據，按這理解，就不能從這條爻辭中看出上述的孔子從中悟出的意思，還使得後句“有它不燕”因無所承接而不可理解了。其實，程頤早就對這條爻辭作了同我以上理解相近的解說：“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這是四句好詩。高亨先生認“吾”字為衍文，理由之一是：此“乃四言詩體，增一吾字，則失其句例”。我同意他這意見。“鳴鶴”當是“鶴鳴”的倒裝。“陰”，有人說是指山陰，也有人說通蔭。我以為後一說比較切合實際，鶴一般是不會山南山北地和鳴的。“爵”本為酒器，起今天酒杯的作用，這裏是借來指酒。“靡”有盡義，“靡之”就是“把它幹了”。這“靡”字在帛書中作“羸”，借為“贏”，裝滿的意思，故“靡之”等於說“滿上”了。兩說似乎意思相反，但其實相同，都是說我們一起來把這好酒分享了吧——有人徑譯“靡”為“分享”，從翻譯看不錯，但不能說“靡”本有“分享”的義項。
本爻值得討論的是：如果這是在喻示待人隻要心懷誠信，就能引起共鳴，形成大家和睦相處、彼此信賴的生動、歡樂的局麵，為什麼要特別限定為“其子”和之？這豈不太狹隘了？甚至可能被認為含有“對外人就不能這樣”的暗示，從而與全卦的主旨相悖了。不知是否因為考慮到了這一點，有本書不把“其子”翻譯為“它的孩子們”，或“它的小鶴”，而是譯作“它的同類”。但“子”哪來“同類”的意思？而且，誠信待人應是普遍原則，也並不限於同類的。我未見有人提出和討論過這個問題，隻好獨自提出這樣的看法：這個“其子”並非特指它的子女——小鶴，而是和下一爻的“得敵”相對應，泛指它的“非敵之人”，也即經過上一爻說的“虞”之後，認定為可以信賴的一切對象。所以這一爻乃是從正麵承接和發揮初爻的意思：對值得信賴的對象真誠相待，必能得到他們同樣的對待——“和”。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得敵”是與上一爻的“其子”相應，故這個“敵”不宜理解為仇敵或作戰的敵方，隻能認為是指謂“虞”後認定為不堪信任的人，馬恒君先生譯為“對頭”，我以為大體能夠達意。因此，“得”不是“打敗”、“戰勝”、“麵臨”、“獲得”義，而是“遇到”的意思，並且帶有偶然相遇的暗示。
“罷”，有注家認為應讀pí，疲義，高亨先生就說：“罷訓勞，借為疲，罷、疲古通用。……鼓者，勇有餘也；罷者，力已竭也。泣者，有所哀也。歌者，有所樂也。戰爭得勝，其事可慶……可見戰勝有利有害，戰敗則有害而無利矣。”這個解說建立在本爻是講戰爭的基點上，應該說是錯誤的，因為本卦主旨是論“中孚”，認為本爻是講戰爭的利弊，就與主題太無關聯了。尚秉和先生從協韻方麵認定此“罷”通“疲”，說：“罷、疲通，音婆。下與‘歌’葉，諸家或作罷音非也。”如果為了協韻，將後句“或泣或歌”改為“或歌或泣”，讓“罷（pí）”、“泣（qì）”協韻，豈不更好？“疲”並非隻能讀“婆”不能讀pí的。所以用協韻來證明此“罷”同“疲”，也沒有說服力。從文義上看，“罷”在這裏明顯是作為“鼓”的反義詞使用的，承上句“得敵”說下來，前麵的“鼓”當不是一般地說“擊鼓進攻”（即不是《左傳·莊公十年》“公將鼓之”的“鼓”），故而“罷”也不是一般地說停下、休止，而是“放遣罪人”的意思。（司馬貞注《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中的“乃罷魏勃”句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這樣理解，“或鼓或罷”才構成兩種相反的“處（置）敵（方）”態度。有本書堅持“罷，謂疲”，將“或鼓或罷”翻譯為“或擊鼓進攻，或疲憊敗退”，就明顯不通：“敗退”是被敵方打敗而被迫退卻，與主動的進攻在主觀心理上不成其為相反的態度，“或……或……”是表示客觀上有兩種可能性，既然還有進攻的可能，怎麼能說“或疲憊敗退”？這種邏輯混亂並不說明譯者的思維有問題，而應歸因於他硬要將“疲”的意思塞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