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係統論的觀點，行政組織是社會大係統中的小係統，它存活於環境中，受環境影響和製約，如果割斷與環境的聯係，行政活動便失去意義，行政組織也不可能存在和發展。影響行政組織的環境因素很多，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是幾類最基本的因素。
一、政治環境
政治環境是對行政組織發生直接、重要影響的條件因素。廣義講，行政組織所處的政治環境指國家的基本政治製度，以及政治上層建築中各要素的總和。具體講還包括統治階級及其政黨狀況，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政權的組織形式以至國際政治形勢等。
政治環境與行政組織的關係主要表現在，行政組織應該對什麼樣的利益要求、利益表達、利益協商機製、利益博弈結果的合理性、合法性予以認可。在國家的政治體係中，行政組織是政治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構。作為全社會的公共管理機構，行政組織必須在國家既定的政治製度下，調節社會中各種利益關係。由於行政組織的價值前提和活動的依據是政治環境給定的，政治環境對於行政組織的嚴格約束就在於，行政組織必須對已經確定的利益表達、分配行為給予合理認可，並予以輔助或製止其中的不合理部分。換句話說，行政組織麵臨的政治環境就是它必須遵守和執行一個確定的“利益遊戲規則”，同時肩負維護這些規則的使命。“利益遊戲規則”包括利益表達、利益談判（博弈）、利益分配方案的執行等內容，它通常用法律形式予以認可。例如，利益表達的合法性包括：是否準許遊行示威，哪些利益呼籲允許在報刊上登載等等；利益博弈規則包括：議會辯論，人代會發言，工會職能等；利益分配方案則包括產業政策、調稅方案等。行政組織必須認可其合理性並服從和執行。
行政組織置身於政治環境之中，但其存在方式相對其他社會組織來講，又構成政治環境的一部分，比其他社會組織更強烈地影響政治環境。例如，利益表達、博弈和各項政策製定過程中，都打有行政組織的明顯印記。除了提出政策動議、參與政策起草等，單憑行政組織掌握了絕大多數政策的解釋權，就足以證明其巨大的能動性。對此，羅伯特·普特南概括道：“政府采用的絕大多數政策動議，是由主要為常任文官組成的公共官僚機構負責提出的。……由於行政官員們事實上既壟斷了設計實際政策方案所需的技術專長，也壟斷了有關現行政策的大部分情報，因而他們獲得了擬訂決策議事日程的主要的影響力。”
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環境也是行政組織不能擺脫的、必須提及的重要環境因素。法律環境對於行政組織的意義可概括為一句話，這就是大法不能違反。對於行政組織來說，法律環境不僅不是一種異己理論，相反，它能為行政組織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時，法律又是行政組織運行的鐵的法則。行政組織機構的設立、人員的編製、行政權力的授予和權力行使的邊界等，都有來自於行政法的嚴格約束和規範，以防止行政權力濫用造成對公共利益的損害。
二、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行政組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深層次的結構，是諸環境中最基本的方麵。在社會的結構中，政府行政組織屬上層建築的構成部分，它歸根結底受經濟基礎決定，是特定經濟基礎的必然產物。
經濟環境指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總體狀況，包括有諸多因素：自然資源、人口、科技發展狀況、國民收入、所有製、分配方式、財政信貸等等，這些要素作為一個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整體，可概括為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經濟環境對於行政組織的意義在於，通過社會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係製約行政組織的活動。鑒於任何經濟活動都要麵臨資源配置方式的問題，由它決定著特定的經濟形式，因而結合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現實，經濟環境對行政組織的影響主要在於經濟體製、利益關係和政府職能三個主要問題，其中經濟體製又最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