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迂腐的好人”並不是故事中唯一的“好人”模式。在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通俗敘事中都可以發現，故事中凡是具有過人的聰明與生活智慧的普通人，大體上不出兩個類型：一個是我們在上麵所提到的狡詐的惡人，另一個類型是聰明機智的好人，比如維吾爾族民間故事中的阿凡提、日本民間故事中的吉四六，以及漢族民間故事或笑話中常常出現的一種貌傻而實黠的“傻女婿”之類。這後一種人雖然是好人，但他們的行為其實總不免有違悖常識道德之處，最典型的就是用小聰明和騙局來捉弄老財主、官府或守財奴一類的“壞人”。這類聰明的好人，他們行為本身往往從一般的道德標準來看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的聰明行為大半是欺騙。然而他們欺騙的對象都是些“壞人”，這些“壞人”的受騙上當似乎是罪有應得或至少是咎由自取，因而這些聰明的好人們便扮演了“上帝之手”的角色，行為自身的道德與否便因此而置之不論了。
其實“迂腐的好人”與“聰明的好人”是兩類完全不同的“好人”原型。前者是人心靈中的自我意象，是人為了消除平庸與自卑感的壓抑而塑造的道德化的形象；後者則是人的潛意識深處埋藏著的帶有反道德傾向的越軌衝動（如欺騙、報複等等）的化裝釋放。也就是說，“聰明的好人”從心理原型來看仍然是“壞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發現在通俗故事中的“好人”模式在悄悄地變化。當代的流行文學中，“好人”與“壞人”的對抗、善惡之爭仍然是滿足人們的道德需要的重要方式。然而和傳統的通俗文學相比，兩類“好人”都還存在，但性格都變得越來越極端化了：在追求煽情效果的言情傷感故事中，“好人”似乎變得越來越愚，不僅會受到“壞人”的捉弄，而且往往會被自己所設的障礙困住，一點小小的誤會便可能鑄成大錯，致使好事總是多磨，有情人總是不能成眷屬。傳統的感傷故事中象白雪公主、醜小鴨一類“迂腐的好人”是一種道德的隱喻，對讀者來說主要是一種道德的自慰，而當代的煽情故事中多災多難的有情人們、那些屢屢為小人所誤、或者幹脆是作繭自縛的主人公們，所隱喻的已不僅僅是渴望從平庸與自卑中解脫出來的自我道德意象，更多地變成了渴望激情的衝動，更多地是在滿足讀者擺脫感情的枯涸狀態、追求激情的需要。
而在當代另外一些有關“聰明的好人”的故事中，“聰明的好人”則似乎變得越來越聰明，變得象傳奇故事中的英雄和神祗一樣無往而不勝。英雄與神祗在傳統的社會中，曾經是人們尋求安全庇護的意象。隨著文明的發展，這種庇護作用便漸漸式微。然而生活在一個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無序社會狀態中的人與從前的人們一樣需要心靈上的庇護，而且需要一種更現實、更貼近自己的意象，那種“聰明的好人”意象在滿足自己的道德越軌衝動的同時，也滿足著人們尋求在智慧和其他能力方麵庇護的需要。在武俠、警匪、偵探等類型的故事中，主人公就往往扮演了這類“好人”角色。這類角色與傳統的“聰明的好人”相同之處在於都處在與普通人協同、共處的環境中而不是傳奇世界中的英雄神祗；然而他們與阿凡提、吉四六又有所不同，當然更與“傻女婿”不同，他們不僅越來越聰明，而且常常會顯得越來越厲害——無論是外國的無敵偵探“007”、中國的大俠“黃飛鴻”抑或是動畫片中的治安警察“黑貓警長”，這些人物的智慧和能力都在物質對抗的意義上（即消滅對方肉體的能力）被大大延伸了。他們雖然如同傳統故事中“聰明的好人”一樣大半屬於普通人的生活環境，他們的能力和行為方式卻象傳奇故事中的英雄一樣出類拔萃而且富於好勇鬥狠的精神。“聰明的好人”逐漸變成了“英雄-好人”。人們在神化“好人”形象的同時，其實是在神化著自己的處境——一個在現實中越來越混亂的社會在故事中則變得越來越神奇。顯然，這類故事是在構築著當代人夢幻中的遊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