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約定俗成的語言係統（即當代語言學中所說的狹義的“語言”）中，每一個符號都被限定了使意義得以產生和辨別的界限，這就是語言學中的“音位”概念。語言所指稱的世界就是由特定語言係統中的一整套“音位”體係劃分出來的。無論是嚴格意義上的狹義語言還是結構主義所命名的廣義的“語言”，隻有符合這套音位學規則，才能夠產生相對確定的意義指稱關係，才能夠被稱作“語言”。橋牌遊戲中叫錯牌的行為究竟意味著什麼——是一次小小的失誤，或者有意玩的一個詭計，抑或是故意製造混亂以表示不滿？這裏也存在著一個“音位”的問題：叫錯的程度有多大可以被視為失誤，而多大則隻能被理解為搗亂，這個界限就是橋牌語言係統中的“音位”。而這個“音位”的劃分是由操作這種語言的特定遊戲語境所決定的，在完全業餘的低水準的遊戲夥伴圈裏與高水平的職業賽手們當中區分這個“音位”的界限勢必相差幅度很大。
當我們把娛樂活動當作語言看待時，就不能不注意到這種特殊的語言係統中的“音位”關係。比如在當今的娛樂活動中，可以劃分出一個具有相對統一的意義內涵的較大類型，就是“休閑”。有許許多多不同形式的娛樂活動，在當代人的生活觀念中，都被冠以同一個名稱——“休閑”：旅遊、打球、跳舞、喝茶、養鳥、賞花、唱卡拉OK，甚至隻是換件與平時工作時所穿的服裝式樣不同的衣服，也可稱作“休閑”。這個概念顧名思義是表示休息、放鬆的意思，也就是說，“休閑”首先是一個表達娛樂活動的個人心理-生理內涵的概念。然而實際發生的“休閑”活動，其實也是一種語言係統。當一件外套被商家標以“休閑裝”的時候，並不是意味著這件外套與一般的便裝外套在質量和構造上有什麼特別的不同之處，而隻是說這件衣服的款式屬於一類與“休閑”這類活動所需要的情趣、風度相適應的服裝。也就是說，“休閑裝”具有一種符號功能，可以表現一種瀟灑隨意的氣質。同樣道理，“休閑食品”也不是什麼特殊的食品，隻不過是給普通的話梅、瓜子、蝦條之類的小吃加上了一個名稱“包裝”，一個指稱著某種文化意義的符號，從而使得吃這類食品的行為從一般的滿足口腹之欲的生理-心理行為變成了一種情趣，一種生活形象。
“休閑”作為一個語言係統，也同一般語言係統一樣，有自己的“音位”規則。打牌、下棋和打麻將是否屬於同一類娛樂活動？從一般人的業餘娛樂活動方式來看，大體上是一類的，也就是說，屬於同一“音位”。但這隻是就一般人心目中的“打牌”、“下棋”和“打麻將”等概念的所指而言。細細分析起來，“打牌”有不同的打法，所指稱的文化意義也並不相同：打“百分”、“八十分”、“爭上遊”、“拱豬”等遊戲雖然規則各有不同，但作為一種普通人的業餘消遣活動，其意義和下盤象棋、打幾圈麻將差不多，可以認為屬於同一“音位”。然而同是打牌，打橋牌卻與打“八十分”、“拱豬”大有差別：前者在一般人心目中屬於“高雅”的遊戲，在親友相聚、工間休息或火車、輪船的鋪位上這些最常進行打牌之類娛樂活動的地方很少會有人提出“打打橋牌”的建議，因為這種遊戲顯然不合時宜。結果事情成了這樣的：打牌和打麻將盡管活動方式相差很大，仍屬於同一“音位”；而同是撲克牌遊戲、規則接近的橋牌和“百分”卻屬於不同“音位”。一方麵“音位”具有確定性，它劃分、規定著各種各樣休閑活動的不同意義；另一方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休閑語言的音位規則又各不相同。就拿聽戲這種娛樂活動來說，在“文革”以前的中國城市社會中，這是一種通俗的、平民的娛樂；而在今天，它卻成了一種古雅的文化趣味。看電影的情形也類似：過去這曾是一種最大眾化的娛樂活動，但在現在的都市生活中，看電影在許多情況下成了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高檔消費行為。
正是這種嚴格的音位規則，使得休閑活動具有了清楚明確的表意性，成為名副其實的語言係統。借助於這種音位規則，我們才能對休閑活動的文化意義作出科學的分析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