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對於體育運動意義的解釋，最權威的莫過於這樣一句話：“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從字麵來看，這句話的意思是強調體育運動對於人的生理健康的作用。體育活動是否確實具有這種作用？按照習慣的思路去望文生義地把“體育”解釋為“身體的養育”，那當然是不錯的。一般說來，群眾性的體育活動就目的和效果而言也的確如此。然而當代人心目中的體育運動畢竟不僅僅是指群眾性的體育活動，甚至可以說主要不是這種體育活動，而是指以現代奧林匹克為代表的高度專業化了的體育活動。這類體育活動是否能夠“增強人民體質”是大有疑問的。且不說奧林匹克與一般人的體育活動距離有多遠，即使是對那些運動員本人而言，那種體育運動也很難起到增強體質、“養育身體”的作用。甚至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越是優秀的運動員，身體往往越是容易受到嚴重損傷乃至致命的摧殘。這一點幾乎無須證明，隻要隨便舉出幾個偶然想到的例子就夠了，如拳擊、賽車、足球、馬拉鬆等，都不同程度地潛藏著對運動員身體的損害甚至對生命安全的威脅。有的運動如一般田徑項目和小球類項目看上去不是很危險，但長期的、超負荷的訓練和比賽也可能會對運動員的身體造成損害。無論如何，專業化的體育運動意味著高強度、超負荷的體能增殖與消耗，這肯定與增強體質所要求的合理、平衡的鍛煉是背道而馳的。
既然如此，“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句口號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呢？確實，就專業化的體育運動而言，與增強體質實在沒有什麼必然聯係。然而這種口號另有一層文化意義，就是提倡了一種大眾對體育活動的參與意識。盡管幾乎每一個優秀的運動員、體育明星都已經或將要變成傷痕累累、疾患纏身的傷病員，他們在公眾眼中的形象卻永遠是健美強壯的強者。對於大眾來說，“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口號意味著把每一個個人與偶像化了的專業體育明星聯係了起來，使得體育活動通過體育明星的形象變成一種集體表象。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到，雅典的士兵捉到波斯士兵後把他們的衣服撕開，看到他們白白胖胖的身體便哈哈大笑，他們因此而更加瞧不起波斯人，在對波斯人作戰時更勇敢了。這段記載表現出雅典人對體育運動以及由體育鍛煉帶來的強壯體魄的自信和驕傲。顯然，在古希臘人的心目中，體育運動不僅僅是滿足個人的體質與心靈發展需要的活動，而且也是本民族用來維係民族精神、鼓舞民族自信心的一個重要的集體表象。20世紀前期，中國由於在現代體育運動中低下水準的表現而被稱為“東亞病夫”，這也是一個集體表象。它雖然是由某些歧視中國人的西方人提出來的，但確乎反映了西方世界對中國人形象的基本概念，而且事實上也可以說反映了中國人自己潛意識中所形成的自身形象。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在發展體育運動時提出“增強人民體質”的口號就不能簡單地從生理健康的角度理解它的意義。這個口號應當同另一個我們經常在國際性體育競賽活動中使用的口號——“為國爭光”聯係起來看，這兩個口號在當代體育活動的文化背景中不僅具有政治涵義，同時也是在構造一個新的集體表象。而全民參與的性質是使這些口號真正成為集體表象的必要文化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很多年當中，中國基本上被排除在世界體育活動之外，尤其是奧林匹克運動之外。除了因為政治原因不能參加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外，其他的比賽即使能夠參加，也往往由於水平相差懸殊而敬陪末座，難以產生重要的影響。在這期間，一個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例外是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從六十年代初開始，26、27、28三屆比賽中中國運動員的成績一路上升，尤其是莊則棟，他因三次蟬聯男子單打世界冠軍而成為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中國體育活動的這個“莊則棟時代”帶給中國大眾的是強烈的參與欲。這個時代莊則棟的形象在中國文化的特定環境中具有了特殊的地位。他不是一個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那一類由“追星族”簇擁、膜拜的“偶像”式人物，而是一個能夠激發大眾參與熱情的集體表象。正是從這個時代起，乒乓球變成了中國人的“國球”，它的影響一直綿延了近四十年，使中國在這個體育項目上長盛不衰的優勢地位幾乎成了一個當代體育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