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80年代以來的中國人來說，一項最大規模的娛樂活動就是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經過十幾屆的經驗和十幾回來自方方麵麵的批評，人們逐漸發現，盡管人們的批評五花八門，盡管晚會的節目精彩紛呈，實際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喜劇小品和相聲。一次晚會的節目中有沒有精彩的喜劇小品和相聲，基本上決定了這次晚會節目的成功與否。有人認為對喜劇性節目的愛好隻是春節晚會的特定喜慶氣氛所決定的。其實不然，在當代人的娛樂活動中，幽默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當代娛樂活動的領頭羊好萊塢早就深知這個秘密，在好萊塢影片的工業化生產過程中，通常都少不了的一道重要工序是給電影的情節和對話中添加幽默“作料”。而作為東方的好萊塢，香港影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可以說無片沒有“搞笑”的噱頭。至於電視中的肥皂劇和小品之類節目，如果離了幽默，差不多就一無所有了。不僅是電影電視和晚會節目如此，即使是在日常的社交行為中，有沒有幽默感也是一個人有沒有“風度”和教養的一個重要標誌。
幽默是一種智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表現出發散性思維和想象力的機智。在上古時期的文化中，已經可以找到幽默的成分。在西方，從伊索寓言到阿裏斯托芬的喜劇；在中國，先秦時期諸子散文中的許多寓言，特別是其中有諷刺意味的寓言和笑話，如赫爾墨斯雕像的故事、刻舟求劍的故事等等，都可以令人感受到古人的幽默感。語言的幽默總是與諷刺聯係在一起，常常是通過語言的字麵意義與其中的批判性寓意之間的衝突產生令人會心一笑的幽默效果。因此上古的幽默寓言通常都是有關道德批判的內容。
但西方的幽默在文藝複興時期似乎起了一些變化。意大利的《十日談》、英國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國的《巨人傳》等文藝複興時期的名作都以諷刺和幽默見長。然而這些作品中的幽默感與其說是道德批判，不如說是離經叛道更為恰當。其中的諷刺意味主要針對的是宗教和性道德。人們習慣於把這種帶有越軌意味的幽默歸為人文主義者的個性自由和放縱，而實際上從那以後這種越軌的或者說非道德的幽默，尤其是性幽默，已變得比傳統的、道德的幽默更重要。
在中國，我們同樣可以看出類似的非道德化傾向，比較突出地表現在明清時期文人的幽默趣味中。晚明時期的一位文學家馮夢龍曾搜集了許多笑話裒集成書。這些笑話的內容形形色色，較具幽默感的笑話大都帶有越軌的意味——或嘲謔孔孟、或譏刺書生、或醜詆官吏；而最精彩的則往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性幽默。其中有一則笑話說，上帝一日下凡來微服私訪，見到一家夫妻二人正在行房，不解何意，便問土地。土地答以：“造人。”上帝又問一年可造幾個，土地答說“一個”。上帝詫異道：“一年就造一個何須這等忙？”這則笑話的內容當然猥褻不足道，但表達的方式卻雅潔有致。這正是典型的放浪文人式的幽默。明末清初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過這樣一則笑話：
偶於舟中，時方九日，忽一女郎掉文曰：“何故此時，則雀入大水化為蛤？”座中鬥然未有以應也。先生信口答曰：“我亦不解汝家，何故雀入大蛤皆化為水也？”一時滿舟喧然，至有翻酒濡首者。
這則笑話比起上麵那一則來，有過之而無不及，寓意不僅猥褻不可言，而且這種應答跡近調戲。說穿了這是一種惡謔。然而當時的文人們顯然很欣賞這種惡謔式的幽默，因為在這則笑話中，猥褻的內容被用典故和機敏的聯想反應掩蓋了起來，從而變成了一種隻有文人才子才能欣賞的特別的幽默。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解釋，這種幽默趣味顯然是由性禁忌而產生的越軌衝動的化裝表現形式。把這種性幽默放在文藝複興時期對中世紀禁欲主義的反抗和明清時期對理學禁欲主義的反抗背景中，當然很容易得到一種合理化的解釋，即認為這種性幽默是對禁欲主義反人性傾向的抗爭，是一種從理性意義上看具有進步性的趣味。所以傳統上人們在解釋《十日談》或明清文學中的性幽默時，往往會給它們附加上一些理性的、積極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