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幽默是否具有理性意義上的社會進步性，這恐怕是個可以繼續探討的文化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決不僅僅是一種反抗禁欲主義的理性活動。事實是，自西方的文藝複興和中國的明清時期以後，無論中國還是歐洲國家，在社會的文化精英階層中都表現出反傳統乃至反道德的衝動。在十九世紀在歐洲哲學家那裏，這種衝動被自覺地意識到並在浪漫主義的觀念中得到張揚。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意誌”理論。在叔本華看來，世界的本質是“意誌”——即非理性的擴張衝動；而這種“意誌”在人身上表現的焦點就是性欲。從叔本華到弗洛伊德，他們關於人的性需要的理論實際上代表了知識分子對傳統道德禁忌的反抗，而這種反抗的真正意義不是理性意義上的人的自覺，而是人對自己的非理性需要的自覺和肯定。
這是傳統理性世界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次重大危機，危機的重要性在於他表明了一種新的社會需要的自覺——對於非理性“快樂”需要的自覺。幽默作為一種精神性的娛樂，就一般意義上講，應當說是一種理性的快樂。而性幽默則比較特殊：它是以理性娛樂的形式表達著非理性的需要。因而它從實質上講，是對傳統理性的挑戰。文化精英們的這種興趣在二十世紀逐漸漬染到了大眾的娛樂活動中。二十世紀的前期，馬克·吐溫和卓別林富於社會批判意味的幽默尚具有較大的影響；而到了本世紀的中後期，人們的興趣越來越多地帶上了非理性、非道德的色彩。看看當今影視中的動作幽默大師班尼·希爾的表演就會發現，那些詼諧風趣的表演很少與性幽默無關。
據說有人在挑選本世紀文化影響最大的書時，列入了《男人的性行為》（即所謂“金西報告”）一書。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可以說西方的“性革命”就與這本書有相當的關係。這本書在破除當代人在性知識方麵的愚昧的同時，也瓦解了傳統的性禁忌道德意識。從這本書流行開來之後，討論性行為的問題就不再是一種違反禁忌的越軌話題了。從那以後，在電影、電視和文學等許多藝術形式中，性幽默的內容越來越多。在一些香港拍的所謂“搞笑片”中，性幽默有時會演變成一種近乎惡俗的鬧劇。但這裏存在著一個悖論。如果用弗洛伊德的“壓抑-轉移”理論來解釋性幽默，那麼在一個性觀念開放了的社會中，那種委婉地宣泄越軌衝動的幽默似乎就不再有存在的意義了。然而事實是這種幽默反而變得更加受人歡迎了。
其實從西方的文藝複興和中國的明清時期以來，性幽默對於追求個性的人文主義者或中國的所謂放浪文人來說，就不僅僅是在掩飾一種越軌的衝動，而且是在表達對傳統價值的蔑視，在表達一種消極化的價值態度。就傳統而言，性禁忌不僅是一個由風俗習慣延續下來的限製性律令，而且也是一種積極的價值，即通過禁忌而使性行為獲得了一種道德上和觀念上的重要性。中國傳統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性結合和西方中世紀以來所追求的騎士式的崇高“愛情”，這兩種性規則雖然差異極大，但同樣表現出傳統上對性行為價值的高估。性幽默則是對這種價值態度的反諷。
自近古以來，文化精英階層對傳統的和正統的價值觀念表現出不尊重甚至褻瀆的態度似乎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可以說是文化精英的自我引導性格與傳統引導的社會性格之間衝突的自然反映。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文化精英的叛逆性與社會大眾的保守性是相反相成的兩極。而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大眾文化日益自律化的同時，精英階層的叛逆性意識也越來越多地滲入到了大眾的意識和價值觀念中。性幽默在當代文化中泛濫成惡俗的形態，正是表明社會價值觀念中性行為的重要性在趨向瓦解。有趣的是，我們在當代的大眾文化中，一方麵看到的是惡俗的性幽默所表現出的玩世不恭，另一方麵又在許許多多暢銷的通俗言情故事中看到極其傳統的、生死不渝的愛情禮讚。這就是大眾文化的矛盾——當代大眾在趣味和價值觀念上正在變成傳統與先鋒們的雙重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