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傳播活動是社會活動的最基本形式，換句話說，隻有通過大眾傳播，人的活動才能實現社會層麵上的溝通和意義的產生，才能成為通常人們所說的“文化”活動。人的娛樂活動也總是與大眾傳播活動有著密切的聯係。按照美國學者理斯曼對引導社會性格形成的大眾傳播方式的分析，可以把社會性格引導方式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引導階段、內部引導階段和他人引導階段。而三個引導階段分別是三種不同的大眾傳播方式——口頭傳播、書籍傳播和當代大眾傳播媒介傳播。這三種不同的傳播方式，都與娛樂活動有關係。比如最傳統的傳播活動——口頭傳播中，就存在著娛樂活動的因素。因為口頭傳播實際上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進行文化傳播的活動，而講故事既是意識形態的傳播，同時也是娛樂活動。書籍傳播雖然是一種深度傳播的方式，但這種傳播活動卻一直是與文學的創作和欣賞活動聯係緊密的活動，因此從文學欣賞活動的角度來講，也同樣具有娛樂活動的性質。
但作為早期的傳播模式，口頭傳播與書籍傳播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單向性。換句話說，接受者基本上是被動地接受傳播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由於接受者不能主動參與傳播信息的活動，傳播中的娛樂性便會受到很大的限製。人們常說“寓教於樂”，就是說傳播者可以也應該駕馭和控製傳播中的娛樂性，使之為傳播活動的道德目的服務。“寓教於樂”從傳播的社會功能來說固然是好事，但從個人的娛樂需要來說就可能不免受到限製和影響。因此，對個人而言，“寓教於樂”有時似乎意味著一種有限的甚至是被迫遵循的娛樂規則和娛樂範圍，與個人真正需要的娛樂活動往往有一定的距離。
當代大眾傳播媒介所製造的傳播環境與傳統的口頭和書籍傳播環境都不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傳統的傳播方式是單向性的，而當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方式是雙向的，或者說是反饋交流式的。從報刊作為傳播媒介的出現開始，這種反饋交流就產生了。這首先是因為報刊必須依靠讀者生存，所以它不得不關注讀者的興趣和要求。另一方麵從技術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來說，報刊與書籍雖同是出版物，二者的出版發行周期卻相差極大：書籍從寫作到出版發行再到讀者的閱讀乃至理解和反應，這中間有很長的一個周期，在傳統的印刷和傳播技術條件下尤其是如此，這就使得讀者反應的反饋被大大延宕，很難形成共時性的交流；而報刊的出版發行周期極短，因此讀者反應的反饋與作者寫作時間之間的時差非常小，使得作者可以很容易地與讀者形成交流。至於在報刊之後發展起來的更新型的傳播媒介如廣播、電視等，不僅時效更高，而且在技術上具有了真正共時性交流的可能，這就是形形色色的現場采訪、實況直播以及聽眾熱線參與等等方式的應用。
反饋交流程度的提高固然有助於提高新聞的時效性和受眾的參與性，但對一般情況下的受眾來說，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大眾傳播的趣味性。除了一些比較特殊的情形，如群眾投訴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之外，在大多數情形中，受眾之所以對及時的反饋交流和親身參與感興趣，並非是因為傳播的信息有多麼重要的意義，而是因為在反饋交流或親身參與中，受眾獲得了一種與傳播媒介以及與傳播媒介相關的大眾相互交流認同的快感。之所以說這是一種“快感”，就是因為在當代大眾文化背景中，人們肯定自己、使自己獲得滿足感的基本方式就是相互交流認同，這種交流認同是當代人生存的方式，也是娛樂的方式。在一個典型的當代文化環境——繁華的商業都市中生活的人，他所最急迫地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物質條件方麵的生存問題，而且還有（有時甚至更重要）意義關係方麵的生存問題，通俗地說，就是“活著到底有什麼意思”的問題。如果說這個問題聽上去太學究氣而不象一般人會提出的問題，那麼換個說法可能就會顯得更清楚一點——人怎麼樣才能擺脫無聊？對於一般大眾來說，脫離群體的孤獨狀態與失卻意義的無聊處境是同義語。因為在當代文化中，作為信息爆炸的受害者，大眾隻能從周圍的信息環境中獲得自己存在的根據和意義，所以，參與傳播活動的意義通常並不在於具體的所傳播的信息內容中，而在於通過參與和交流才能使一個個別的人擺脫個別化的無聊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大眾傳播媒介所製造的反饋交流實際上是一種大眾遊戲，是使大眾獲得滿足感的娛樂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