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娛樂的形式很多，兒歌（包括歌謠和歌曲）是比較典型的一種。錢鍾書先生曾在談及兒歌時提到，他以為兒歌的歌詞多“有聲無義，特發端之起興也”：
……聞寓樓庭院中六七歲小兒聚戲歌雲：“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蘋果大鴨梨，我吃蘋果你吃梨”；又歌雲：“汽車汽車我不怕，電話打到姥姥家。姥姥沒有牙，請她啃水疙瘩！哈哈！哈哈！”……即若前舉兒歌，苟列《三百篇》中，經生且謂：蓋有香蕉一枚，蘋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辭辛苦之意，蓋本欲乘車至外婆家，然有電話可通，則省一番跋涉也。鼷鑽牛角尖乎？抑蟻穿九曲珠耶？
的確，傳統的兒歌大多是錢鍾書先生所說的“有聲無義”信口吟唱，用以湊節奏跳皮筋之類的東西。有的看似有時義，究其實則不然。如一支老兒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杜魯門一生氣，喝了兩碗滴滴涕……”歌中訕及美國總統杜魯門，當與五十年代中美“冷戰”的政治背景有關。盡管如此，這支兒歌無論就具體內容而言，還是就唱者的意識而言，都與美國總統或“冷戰”毫無關係。
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兒歌卻是由成年人專門創作的、表現出明顯意義傾向的作品。其中具有思想道德教育意義的一類典範是自五十年代以來由成人編寫，然後教給少年兒童們學唱的革命兒歌。幾十年來這類兒歌前前後後產生過無數，包括不少膾炙人口流傳甚廣的佳作。有一支自六十年代起傳唱了很久的兒歌可稱為這類佳作，這支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我在馬路邊，揀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裏邊。叔叔接過錢，笑著把頭點。我高興地說聲：叔叔，再見！
歌詞所頌揚的是六十年代在少年兒童中大力提倡的勤儉節約與拾金不昧的“南京路上好八連”的精神。雖然是成年人寫給兒童的歌曲，但生動之狀可掬，的確稱得上是佳作。然而到了八十年代，這支兒歌在許多小孩的口中傳唱得變了味兒。歌詞變成了這樣的：
我在馬路邊，揀到一支煙；把它交到警察哥兒們手裏邊。哥兒們點著煙，吐出煙圈圈。我氣憤地說聲：哥兒們，掏錢！
這是一支真正“反動”（就這個詞最嚴格的意義而言）的兒歌，可以說幾乎是非常“精致”地從前麵那支革命兒歌反套出來。歌詞充滿了對那支革命兒歌的諷擬和揶揄，語言則整個是八十年代街頭小“痞子”的口氣。
這支“反動”兒歌可能會使許許多多經曆過“南京路上好八連”時代的成年人生出世風澆漓之慨。但一個真正對兒童娛樂活動有所了解的人其實應該明白，這種“反動”兒歌的出現並不是近年來特有的現象。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同樣可以在中小學學生那裏聽到諸如此類的“反動”兒歌，比如有人把電影《紅色娘子軍》的主題歌《娘子軍連連歌》“向前進，向前進，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仇深……”改為“向後退，向後退，後麵有個鬼，拉住了我的腿……”如此等等。
問題首先在於，究竟應當怎樣理解這類“反動”兒歌歌詞的意義——它們是象錢鍾書先生所說的那樣“有聲無義”的詞語雜湊，還是有實在意義的“反動”歌謠？如果把上述的“揀到一支煙”和“向後退”這兩支兒歌與錢鍾書提到的“一二一，一二一”的歌謠相比，一個突出的差別是前者歌詞帶有強烈的諷擬色彩而後者卻不然，所以可以想見，唱“一二一，一二一”的兒童可能完全不去注意他們所唱的歌詞意義是什麼，而唱“哥兒們，掏錢！”或“後麵有個鬼”的孩子幾乎不可能不注意到這樣的歌詞所具有的強烈諧謔意味。照這樣看來，“反動”兒歌的確有那麼一點兒“反動”的意味在裏麵。
接下來的問題是，兒童娛樂行為中為什麼會有“反動”兒歌這樣的東西？我們當然可以想象這些兒歌的歌詞不是兒童們自己編的。如果套用六七十年代的說法，可以說是有“階級敵人”利用兒歌進行反社會道德和整個意識形態的活動。但這樣的解釋即使在實證的意義上是正確的，也仍然無法解釋這種現象的社會心理意義，尤其是對於兒童性格引導而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