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民俗的娛樂活動本來是植根於傳統社區的文化形態，隨著以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的傳統社區的解體，民俗性質的娛樂活動也在走向衰落。然而當代都市社會由於日漸遠離了自然環境而使生活於其中的當代人感到孤獨和枯涸，因而又開始重新關注起已經被從當代文化中剝離了出去的民俗文化。當今的遊客們所感興趣的觀光旅遊線路已不僅僅是風景名勝，而且包括了越來越多的民俗景觀。於是許多以民俗文化著稱的旅遊地紛紛打起了民俗牌，形形色色的“民俗村”、民俗節或模擬民俗的活動都應運而生。即使是與民俗原本無緣的大都市也在公園、郊外建起一座又一座“蒙古包”、帳篷、竹樓之類帶有少數民族風情特色的民俗娛樂小品以招徠遊客。
其實，如今的遊客即使到了內蒙草原或西雙版納，所看到的“民俗”也沒有多少是真正的、原生的民俗文化了，其中大半不過是為了取悅於遊客而專門製造出來的一種“次生”民俗文化文本，或者說是一種“仿民俗”的商業性製作。當然，原生的也罷，次生的“仿民俗”也罷，所表現出的都是當代人對傳統民俗的重新發現和認同的興趣。如果我們相信傳統民俗文化性質的娛樂活動趣味所表現的是人與自然的親和，那麼這種對傳統民俗文化和娛樂活動的重新發現是否也因此意味著當代人又回到了與自然親和、共存的原始狀態？
當代人肯定已不可能、也不願意真正回到原始的社區生活狀態，“仿民俗”所表達的不過是一種心理需要。這種需要決不僅僅屬於那些腦滿腸肥、有錢無聊的小市民。從仿唐的或仿敦煌壁畫的舞蹈、用塤磬演奏的仿古音樂、描繪少數民族風情的繪畫，以及表現西北的黃土高原、東北的黑土地、江南陰濕的小巷和黑黢黢的深宅大院等當代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對那種遙遠古舊的、偏鄉僻壤的、異域色彩的、已經消逝或殘缺的民俗文化的向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整個當代社會的需要。創作那類仿民俗文學作品的作家之一蘇童曾經談起他怎樣從“青春和騷動以及膜拜和野心”消失之後轉向這種仿民俗題材寫作的：
從1989年開始，我嚐試了以老式方法敘述一些老式的故事，《妻妾成群》和《紅粉》最為典型，也是相對比較滿意的篇什。我拋棄了一些語言習慣和形式圈套，拾起傳統的舊衣裳，將其披蓋在人物身上，或者說是試圖讓一個傳統的故事一個似曾相識的人物獲得再生，我喜歡這樣的工作並從中得到了一份樂趣，同時又懷疑是否有價值。
在這段話裏我們能夠了解到什麼呢？他說他“拋棄了一些語言習慣和形式圈套，拾起傳統的舊衣裳”，在這件“傳統的舊衣裳”上他“得到了一份樂趣”。從心理需要的角度講，“仿民俗”是對現存狀態的“拋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從這種“拋棄”中得到一份樂趣。
傳統“舊衣裳”的魅力就在於它能夠“拋棄”現存狀態，也就是說與現存狀態分離，能夠使當代人哪怕是暫時地擺脫當代由於商業和傳播的普及、由於對傳統的反抗而變得沒有特色的文化背景。記得有一位學者在考察了某國藝術院校具有現代風格的藝術教育後發表感想說，現代派取消了古典學院派千篇一律摹古的風氣之後，換來的是千篇一律的塗鴉。這正是當代的藝術家們在反叛了傳統後所遇到的困境。對於藝術家們來說，“仿民俗”是從陌生的遠古、異域和千奇百怪的民俗中尋找自身立足點的方式。蠻煙瘴雨中的竹樓茅舍、鬼影幢幢的深宅大院，都成了當代藝術家們內心需要的象征。怪誕、奇異是對熟悉、平庸的無意義狀態的“拋棄”。至於這種“拋棄”是否真的能夠通過“拋棄”什麼而尋找到意義與價值，這當然仍然是一個疑問。所以蘇童在得到那份樂趣的同時仍在“懷疑是否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