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仿民俗還是新民俗，歸根結底都是偽民俗。自然地理意義上的社區瓦解之後，傳統意義上的民俗文化就已經徹底地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一切複興傳統民俗或炮製新民俗的努力都隻是當代人滿足自己心理需要的一種方式，隻有心理的意義而不可能再有真正社區文化的意義。
在當代的城市裏，社區文化早已不再是自然地理的概念，而是公眾生活圈的概念。也就是說，要在當代城市裏尋找社區文化，隻能從公眾生活的劃分中去尋找。這種劃分的結構就是社團。城市社會中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社團中生活，他們的娛樂活動也是主要在社團文化圈的範圍裏進行。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社團就象都市裏的村莊一樣把市民維係、凝聚在一起。
從八十年代往前推，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城市中的社團主要的存在形式是“單位”或“組織”。每一個有正當生活收入來源的人，基本上都隸屬於某一個“單位”——工廠、學校、機關、部隊等等。即使是無職業的人比如家庭婦女，也要隸屬於某一個“組織”如居委會。一個市民，不僅他的生存要依附在“單位”上，他的娛樂活動也同樣是在“單位”或“組織”的組織安排之中：看電影，大半是單位的包場；參加或觀看體育比賽，也主要是本單位與其他單位之間的友誼賽或某個範圍裏的聯賽；剩下的娛樂活動無非打打牌、下下棋，也很少有可能超出單位的範圍。
以“單位”為中心的社團生活是一種高度有序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以群體性和有組織性為特點，因而在這種生活方式的背景下，娛樂活動也要以個人性服從群體性和有組織性。可以說在這種文化環境中不存在具有獨立意義的娛樂文化，而隻有作為整個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的一個次要部分的娛樂活動。如果說，傳統的地理社區文化形態中的娛樂活動表現出的是人與自然的親和，那麼以“單位”或“組織”為中心的社團生活形態中的娛樂活動所表現出的則是個人與組織的親和關係。以看電影為例，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般人看電影基本上是兩大類情況：如果不是“單位”組織觀看，那麼通常不外乎家庭裏的集體活動或與朋友、戀人相約進行的社交活動。就實際情況而言，後一類應當說是比較特殊的情形，通常隻是與特定的文化圈如親密和睦的一個小家庭、正在熱戀中的男女、關係比較特殊的朋友圈等等；而最基本的看電影的方式，也就是說就大多數人和大多數看電影的機會而言，是由“單位”包場或發票集體觀看的。看電影也好，組織一場球賽也好，從“單位”領導的角度來看，都是屬於“文體活動”，這個概念是“單位”組織行為的一係列概念如“生產任務”、“思想教育”、“計劃生育”等等之中的一個，換句話說這是一種與組織行為有關的活動。組織或進行這種活動就“單位”而言是維係上下級和同事之間關係的一種方式，就個人而言則是使個人與“單位”領導、同事之間增加感情交流的過程。這就是個人與組織的親和。
八十年代以後，隨著社會生活內容和形式的多元化，“單位”作為維係人際關係的樞紐的作用漸漸減退，作為社團行為的娛樂活動也因此而散落了。娛樂活動越來越變成了個人行為，而且在人們看來，似乎本來就應當是如此。西方人有句老話，叫做“趣味無爭辯”，用中國民間的俗話來說就是“蘿卜青菜，各有所愛”。這句話常常被用來說明藝術和美學方麵標準的相對性問題。實際上就這話的本義而言，所說的就是娛樂活動的趣味愛好問題。從這句話來看，娛樂活動的個人性是無可置疑的。有組織的娛樂活動的消亡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
然而有時事情也有例外。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尚處在戰後恢複階段的日本，就在許多社團中興起了合唱藝術活動。作為社團活動，合唱當然首先是一種社團性質的娛樂活動而不是經典意義上的藝術活動。有人認為，這種社團娛樂活動對於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之後國民精神的重新凝聚起了積極的作用。這種說法當然難以證實，但決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在美國，美國作家威廉·曼徹斯特曾提到，“社會學家對於孩子生活被組織起來的程度感到驚訝。每天放學後和星期六，旅行汽車在郊區往來穿行，運送孩子們去上舞蹈課，到少年棒球聯賽會參加練習，學習網球，學習駕駛帆船，參加話劇小組，參加舞會，學鋼琴，參加幼年童子軍活動，上戲劇班——這些活動安排使他們回到家隻能趕上吃晚飯看晚電視。他們的時間占得太多了……嬰兒才剛能夠蹣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別的嬰兒在一起玩……用他們的話說，長成後能夠‘同別人合得來。’”在曼徹斯特或某些社會學家看來，美國孩子們的娛樂活動被過分地社團化了，美國家長隻希望他們的孩子們長大後能夠“同別人合得來”，卻忽視了孩子個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