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的城市已經不再是自然地理的社區概念，而是技術、商業、交通與文化諸因素的綜合概念。在當代的城市尤其是商業化、多功能的大都市中，自然地理社區的概念已無意義，社團組織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常常十分複雜。在這樣的都市社會中，實際上由職業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構成了一種新的社區文化概念，這就是社會學家們有時在城市社會形態研究中提到的“文化圈”（也稱作“亞文化圈”）的概念——由於學校生活的維係形成青少年文化圈；退休閑居在家的老年人則形成了老年文化圈；一般機關、企事業單位的職員在消費生活方麵形成的是所謂“工薪族”消費文化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文化部門的知識分子、藝術家等類型的人構成了“文化人”圈；根據都市社會的具體文化形態，還可以劃分出更小的文化圈，如“外企白領階層”、“待業青年”、“下崗工人”等等，都可以形成在某些文化特征上相對接近的文化圈。這些文化圈在空間分布上有時可表現出社區性質的區域特征，如在許多大都市中都存在的社區差異——文化中心、商業中心、貧民住宅區、“高尚”住宅區、舊城區、新城區、工業區、高科技開發區等等，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區和傳統居民分區與文化圈的分布常常有一定的相關性，比如在文化教育中心，居民和從業者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社區的相關文化服務設施也相應地具有較高水準。在這樣的社區，文化圈的分布狀況也較多地偏向於高層次文化圈。這種相關性使得文化圈的概念與城市地理上的社區概念之間產生了聯係。因此，把文化圈的概念當作當代都市中的社區文化概念，不僅是從抽象意義上講，同時也包括了對當代都市中實際生活區域關係的認識。
就娛樂活動而言，文化圈的劃分主要表現為娛樂活動趣味的差異。青少年喜歡球賽、喜歡流行歌星，老年人喜歡花鳥或太極拳，這當然是再明顯不過的趣味差異的例子。但實際上更重要、更普遍的趣味差異體現在文化素養的高低上。在人們熟知的“宋玉對楚王問”這個故事中，宋玉提出城市中市民（古人稱之為“國人”）趣味的差異問題：當有人唱《下裏巴人》時，“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唱《陽阿薤露》時，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當他唱《陽春白雪》時，和者隻有數十人而已；最後他唱到“引商刻羽，雜以流徵”時便剩下幾個人相和了。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曲愈高而和愈寡。後來，“下裏巴人”和“陽春白雪”便成了對趣味差異的一種描述方式。
當宋玉說陽春白雪是曲高和寡時，他的本意是想表達一種懷才不遇的憤懣。然而在後人的觀念中，“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卻成了區分文化素養高低的概念。在後人看來，“陽春白雪”正因為曲高和寡才具有了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下裏巴人”則正相反，成了素養低下的標誌。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娛樂活動也是按照社會等級劃分為不同層次的。《孟子》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孟子）見於王曰：“王嚐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這段話談論的是個人的娛樂愛好問題。有趣的是，當齊王回答孟子所問的愛好音樂的問題時，他“變乎色”，說自己並不是好“先王之樂”，而是好“世俗之樂”。對這句話，楊伯峻先生有一段很生動的譯文：
孟子謁見齊王，問道：“您曾告訴莊暴，說您愛好音樂，有這回事嗎？”
齊王很不好意思地說：“我並不是愛好古代音樂，隻是愛好一般流行的樂曲罷了。”
齊王當說出自己的愛好是流行音樂時感到很不好意思。顯然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好先王之樂”與“好世俗之樂”不是個人趣味的差異問題，而是表現出一個人文化素養的層次，所以齊王要對自己的愛好感到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