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起，工業文明對文化發展趨勢的影響就表現出兩重性來：一方麵它通過資本和大工業的組織機能製造著機械化的社會秩序；另一方麵又通過機械化大生產破壞著傳統的消費品分配秩序，並且因此而破壞著傳統的文化秩序。二十世紀娛樂文化的發展，與工業文明的後一種發展趨勢有直接的關係。大工業不僅生產出大量標準化的產品，而且也在同時生產出了大量的平民消費者。正是這些平民消費者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化形態的“大眾”性質。而“娛樂文化”也是與這個平民消費者概念相關的概念。
本世紀初，德國威瑪公立工藝設計學院——即大名鼎鼎的“包豪斯”——在建築業開始了一場“工藝革命”運動，倡導把傳統的藝術與工藝、工業製作結合為一體，建立一種以建築藝術為中心、以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為宗旨的綜合性藝術。“包豪斯”雖然隻是一個建築學派，但它的影響卻遠遠超出了狹義的建築學和建築藝術流派範疇，成為一個重要的藝術與文化運動。簡單地說，這就是二十世紀初開始的平民化、大眾化的文化運動。實際上十九世紀的一些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如莫裏斯、羅斯金等人已經提出了使工業與藝術走向平民生活的主張，但隻是到二十世紀，才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發展趨勢。比如1919年中國爆發的“新文化”運動，也是一場文化平民化的運動。這個趨勢可以說既是大工業的需要，也是人本意義上的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
娛樂文化本質上是平民大眾的文化，可以說這是二十世紀文明進步的一個方麵，是世界文化的民主化進程的一個標誌。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以平民消費者為主體的娛樂文化也是大工業發展的結果。大工業用機器生產出大量廉價的消費品，從而促進了平民的消費活動，促進了以平民消費為主的娛樂文化的興起和發展。
大工業和現代商業活動對文化的平民化所起的作用應當說有積極的一麵。然而對這種積極意義顯然也不能過高估計。事實是商人在促進平民消費的同時更在力圖操縱這種消費活動，從而操縱大眾的文化生活。有人把商業對大眾文化的操縱意圖看成是一種意識形態策略，這可能有點過於危言聳聽了。商業動機對文化的作用從根本上說是矛盾的：一方麵它要製造一種有序狀態，使大眾的消費活動能夠服從商業意圖；另一方麵它又需要一種無序狀態，通過社會文化的無序性為需要不斷擴張發展的商業活動創造新的機會。就拿一個小的商業活動的例子——廣告來說，從廣告效果意圖看，商人當然希望廣告製造出服從召喚的消費者大眾，也就是說需要大眾行為的有序性和可預測性；而從製作廣告的動機來看，商人希望的是現有消費活動環境的無序性，隻有在無序狀態下新的商業廣告才有機會製造影響擾動。
實際上商業活動在當代文化環境中所起的作用也的確是矛盾的。有人認為當代社會（尤其是發達社會）是一種“公司文明”，就是說社會的權力實際上是控製在大公司手中。大公司通過效率觀念組織成社會階梯，每一個人都要服從這個效率機製的專製統治；因此發達國家的社會形態其實是大公司專製下的法西斯統治形態。這種觀點顯然是想強調商業活動的有序性及其對當代文化的影響。但問題還有另一方麵：大公司社會仍然是一個商業社會，商業的根本利益就在於消費活動的無限製發展，這就需要打破消費活動的等級限製，鼓勵發展大眾化、多元化的消費活動方式與結構。對消費活動的這種鼓勵實際上也就是對整個社會文化發展方式的引導和鼓勵。也就是說，大公司的利益仍然需要一個民主的或者說平民的社會文化環境來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