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結，當然很莫名其妙的。
現在查不出來南朝有沒有作家協會或文聯這種機構，但江淹曾經是一位知名度較高的作家，而且在這一界大概屬於領銜人物，也是事實。《南史》說他“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看來，他也曾經在南朝文壇很瀟灑一陣過的，可不是眼下的一些“過氣”作家，早先就沒有什麼著述可稱，乏善可陳的銀樣蠟槍頭，所能比擬的。《南史》稱他“少以文章顯”，看來江淹從年青開始，便是有名氣的作家了。這個史書中所說的“顯”，便是此文中講的“過氣”的“氣”了，可以想象很神氣過的。
所以到了後來，什麼也寫不出了，所謂“江郎才盡”了，仍舊背著的那名噪一時的作家包袱，使他無論如何不敢承認自己其實早已“過氣”，在南朝的作協或文聯占一席之地，純粹是在濫竽充數。麵對這樣嚴峻的現實，我們不妨替他想想，不這樣白日做夢，自欺欺人，還有什麼辦法呢？
不過，江淹終究是真正意義的文人，怎麼說，他還是曾經寫出過《恨賦》和《別賦》，以雜擬見長的作家，所以，他撒這個小小的謊，也還是充滿了文學色彩的。不像有些“過氣”作家，過了氣還不服氣，占著茅坑不拉屎，總是憑借非文學的手段，來謀取文學地位。其實，要論做官的話，江淹曆仕宋、齊、梁三朝，政治上要不是有點手腕，也難站穩腳跟，更不容易把官做得越來越大。他去世時，梁武帝為他“素服舉哀”，可見聖眷之隆。
但江淹好象不懂得運用他政治上的優勢，來問鼎文學，這就有點傻了，恐怕會被一些人暗中竊笑的。他完全可以把當時南朝的眾多文士，統統踢到一邊去，由他一個人在文壇獨領風騷，或者糾集三二狐朋狗黨，來一出跳加官，不也有份淒淒慘慘的熱鬧？對金紫光祿大夫，皇帝蕭衍的知己江淹來講，這還不是小事一樁嗎？可他對文學多少有份真摯，不行，就是不行，錦緞也好，五色筆也好，無非體麵一點承認自己不行罷了，這倒令人佩服。不像有些人，不行，還硬要大家說他行，開動一切輿論說明他行，還把幾十年前的老掉牙的書，翻出來重印證明他行，這些“過氣”作家的結結巴巴的拙劣表演，就不免有點下作了。
按照新陳代謝的觀點，“過氣”是一種正常現象，“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王、楊、盧、駱之後，有王維、孟浩然，李、杜登場之後，又有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杜牧走上舞台，接下來，李賀、李商隱、韋莊、溫庭筠把唐詩推上又一個高峰，這不是文學運行的必然規律麼？李白、杜甫總不“過氣”的話，有唐一代，也許不會彙成浩瀚的詩之海洋。應該歡迎“過氣”，至少在文學上，“過氣”的頻率加快，人才迭出的局麵才會出現。
曆史上的大家，是不大在乎“過氣”的。
也有例外，那個王、楊、盧、駱的楊炯，就牢騷過，他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對“海內存知已”的王子安，頗有不滿之意了。
越是小家子氣，也容易死賴著不承認“過氣”，所有那些通過種種辦法維持著那股非氣之氣的作家，說穿了，不過是些“牆上蘆葦”，“山間竹筍”而已。由於根基淺淺，腹中空空，即使憋足了勁，又能放出多響的屁呢？真還不如像江淹那樣編造一篇夢話，來個光榮撤退呢！可文學的虛榮心和忌妒心也真是害人，明明早“過氣”了，卻偏不甘“過氣”；或壓根兒也未“氣”過，誰也不曉得究竟寫過什麼，代表作是什麼，也顫顫巍巍，搖搖晃晃地認為自己是尚未“過氣”的作家，在那兒強挺著。
那滋味不會是十分愉快的，所以，難免肝鬱不舒，虛火上升，這也就不必驚訝了。
像前麵提到的張明敏先生，費翔先生，果如港台報紙所言，是“過氣歌星”的話，換個地方，卻一點兒也不“過氣”，我們誰不曾如醉如癡地聽過他們的演唱呢？但作家呢，還真有點糟糕，一旦“過氣”，則不論到哪兒都“過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永遠的遺憾了。
這時候，大度和寬容，給未來讓路，便是一帖良藥了。
199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