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晚報上讀到今人寫的一篇短文，不禁使我聯想起另外一位相映成趣的古人，可謂無獨有偶了。
唐初，有一位當過盈川令的楊炯，官聲不怎麼樣，詩名倒是蠻響亮的。不過，他是一個總充滿失落感的詩人。
他，再加上英年早逝的王勃，投河自殺的盧照鄰，和那位對武則天大不敬的駱賓王，後人稱初唐四傑。在當時的文壇上，這四個人以詩文齊名，著稱一時。也是當時的讀者多事，習慣性地把這四位縮稱之為“王楊盧駱”。
這就使楊炯很不開心，他說他“愧於盧前，恥於王後”，對這樣的安排不滿。
其實，王子安和後三位，顯然不是一個等量級的。而盧、駱也是各有短長。但這位牢騷滿腹，好象受了多大委屈，和不公平待遇，沒拿到桂冠詩人獎的楊炯，不但寫不出王勃“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的詩，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文，怕也寫不出盧照鄰“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的《長安古意》，和駱賓王“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在獄詠蟬》的。至於“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那樣氣勢磅礴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更是我們這位楊詩人或楊作家所望塵莫及的了。
因此我總懷疑，唐初的文學愛好者，不至於如此不識貨，給他一個銀牌位置。也許，這樣排列組合，不一定有什麼名次上過多考慮，隻不過念來比較合乎平仄，琅琅上口罷了。楊炯忒自作多情了一些，也太在乎排名先後了一些，於是酸溜溜地說出令人倒牙根的八個字了。
嫉妒害人，文學上的嫉妒，害人之外，還害自己。因為一個詩人、作家開始嫉妒了，便也就開始衰弱了。若明智些，或急起直追，或埋頭奮鬥，麵壁也好，磨劍也好，來日再在文學的競技場上一賽短長，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這種文學紅眼病，通常很難理智。抓耳撓腮，心癢難禁，既坐不下來寫詩，也定不下心來做小說，於是就求諸於文學以外的手段，來達到張揚於文學的目的。前幾年拍攝的獲奧斯卡獎的《莫劄特傳》，就有許多這樣驚心動魄的描寫。但結果呢？莫劄特是永遠的，而那位宮廷樂師呢？誰還記得？
據《舊唐書》，這個楊炯十一歲就舉神童了。看來神童不好當，十個神童有九個要被美譽聲名所扼殺。過早的成功，過度的吹捧，和過份的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是一劑毒藥，把他坑了。於是這位神童醉心於虛名的追求，甚於藝術的完善。隻知道終日嫉妒他人的才能，氣得腦充血，而不明了自己在創作上的每況愈下，永遠感覺良好。
楊炯嫌當時文壇對他不夠熱烈，排名在王勃的後麵，是對他的冷落。神童當慣了，當出一身毛病，沒有人簇擁著他，沒有人給他唱讚歌，一天也過不去。在這種病態心理的支配下，這位先生居然自己動手，抬高自己，如時下有人總愛在報章上自吹自擂一樣。《舊唐書》說他：“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台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那時候，要是有報紙的話，就省得楊炯這麼費事了。
所以，他特別恨那個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麵，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老實講，此公詩的造詣，在四傑中最缺乏創見的了。詞藻雖然華麗，內容卻很貧乏，由於貧乏，不得不令人討厭地重複自己。沈德潛的《唐詩別裁》裏選了他兩首五言，很遺憾，意旨、手法都差不離。論者評他跳不出陳、隋遺風，拿今天的話說，也就是老一套，沒有什麼新鮮氣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這種嫉妒心折磨得夠痛苦的。
他在《從軍行》裏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哪怕到部隊去當個連長，也不再寫作了。這大概是在文學的競爭中，屢屢敗北的感慨吧？寫不出東西，尤其寫不出好東西，硬要人家承認你是詩人，是作家，是大詩人，是大作家，那是妄費心機的事。即使上官婉兒給武則天奏上一本，封他一個種子作家的名號，難道讀者就會買賬的嗎？
後來，楊炯還真有一點變態，成了個虐待狂。《舊唐書》說他：“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
文人殺人，並不鮮見，楊炯即是一例。動筆不行，動刀還是有一手的，在有來俊臣這樣的酷吏的時代，他能在史書上留下“殘酷”二字的評價，可見他的狠毒，文人一變態，也是很可怕的。
楊炯的同時代人張鷟，在他的《朝野僉載》裏記載了他的一段趣聞。說這位詩人寫文章，好用古人姓名，如“張平子（衡）之略談，陸士衡（機）之所記”，“潘安仁（嶽）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人哂笑他的這種不厭其煩地列舉名人名流的以顯示，以賣弄，以增加某種本錢的筆風，叫做“點鬼簿”。
那篇晚報上的短文，本來篇幅就不大，竟三分之二強全是某某某，誰誰誰，又是某某某，又是誰誰誰，不亦樂乎地開了一個長長的人名單。因此我一下子想到楊炯，想到他的“點鬼簿”的典故。
我想，如果楊炯地下有靈，一定會跳起來說：“吾道不孤”的。
199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