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晚報上讀到今人寫的一篇短文,不禁使我聯想起另外一位相映成趣的古人,可謂無獨有偶了。
唐初,有一位當過盈川令的楊炯,官聲不怎麼樣,詩名倒是蠻響亮的。不過,他是一個總充滿失落感的詩人。
他,再加上英年早逝的王勃,投河自殺的盧照鄰,和那位對武則天大不敬的駱賓王,後人稱初唐四傑。在當時的文壇上,這四個人以詩文齊名,著稱一時。也是當時的讀者多事,習慣性地把這四位縮稱之為“王楊盧駱”。
這就使楊炯很不開心,他說他“愧於盧前,恥於王後”,對這樣的安排不滿。
其實,王子安和後三位,顯然不是一個等量級的。而盧、駱也是各有短長。但這位牢騷滿腹,好象受了多大委屈,和不公平待遇,沒拿到桂冠詩人獎的楊炯,不但寫不出王勃“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的詩,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文,怕也寫不出盧照鄰“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的《長安古意》,和駱賓王“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的《在獄詠蟬》的。至於“請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之天下”那樣氣勢磅礴的《為徐敬業討武曌檄》,更是我們這位楊詩人或楊作家所望塵莫及的了。
因此我總懷疑,唐初的文學愛好者,不至於如此不識貨,給他一個銀牌位置。也許,這樣排列組合,不一定有什麼名次上過多考慮,隻不過念來比較合乎平仄,琅琅上口罷了。楊炯忒自作多情了一些,也太在乎排名先後了一些,於是酸溜溜地說出令人倒牙根的八個字了。
嫉妒害人,文學上的嫉妒,害人之外,還害自己。因為一個詩人、作家開始嫉妒了,便也就開始衰弱了。若明智些,或急起直追,或埋頭奮鬥,麵壁也好,磨劍也好,來日再在文學的競技場上一賽短長,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這種文學紅眼病,通常很難理智。抓耳撓腮,心癢難禁,既坐不下來寫詩,也定不下心來做小說,於是就求諸於文學以外的手段,來達到張揚於文學的目的。前幾年拍攝的獲奧斯卡獎的《莫劄特傳》,就有許多這樣驚心動魄的描寫。但結果呢?莫劄特是永遠的,而那位宮廷樂師呢?誰還記得?
據《舊唐書》,這個楊炯十一歲就舉神童了。看來神童不好當,十個神童有九個要被美譽聲名所扼殺。過早的成功,過度的吹捧,和過份的自我感覺良好,其實是一劑毒藥,把他坑了。於是這位神童醉心於虛名的追求,甚於藝術的完善。隻知道終日嫉妒他人的才能,氣得腦充血,而不明了自己在創作上的每況愈下,永遠感覺良好。
楊炯嫌當時文壇對他不夠熱烈,排名在王勃的後麵,是對他的冷落。神童當慣了,當出一身毛病,沒有人簇擁著他,沒有人給他唱讚歌,一天也過不去。在這種病態心理的支配下,這位先生居然自己動手,抬高自己,如時下有人總愛在報章上自吹自擂一樣。《舊唐書》說他:“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台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那時候,要是有報紙的話,就省得楊炯這麼費事了。
所以,他特別恨那個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麵,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老實講,此公詩的造詣,在四傑中最缺乏創見的了。詞藻雖然華麗,內容卻很貧乏,由於貧乏,不得不令人討厭地重複自己。沈德潛的《唐詩別裁》裏選了他兩首五言,很遺憾,意旨、手法都差不離。論者評他跳不出陳、隋遺風,拿今天的話說,也就是老一套,沒有什麼新鮮氣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這種嫉妒心折磨得夠痛苦的。
他在《從軍行》裏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哪怕到部隊去當個連長,也不再寫作了。這大概是在文學的競爭中,屢屢敗北的感慨吧?寫不出東西,尤其寫不出好東西,硬要人家承認你是詩人,是作家,是大詩人,是大作家,那是妄費心機的事。即使上官婉兒給武則天奏上一本,封他一個種子作家的名號,難道讀者就會買賬的嗎?
後來,楊炯還真有一點變態,成了個虐待狂。《舊唐書》說他:“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
文人殺人,並不鮮見,楊炯即是一例。動筆不行,動刀還是有一手的,在有來俊臣這樣的酷吏的時代,他能在史書上留下“殘酷”二字的評價,可見他的狠毒,文人一變態,也是很可怕的。
楊炯的同時代人張鷟,在他的《朝野僉載》裏記載了他的一段趣聞。說這位詩人寫文章,好用古人姓名,如“張平子(衡)之略談,陸士衡(機)之所記”,“潘安仁(嶽)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人哂笑他的這種不厭其煩地列舉名人名流的以顯示,以賣弄,以增加某種本錢的筆風,叫做“點鬼簿”。
那篇晚報上的短文,本來篇幅就不大,竟三分之二強全是某某某,誰誰誰,又是某某某,又是誰誰誰,不亦樂乎地開了一個長長的人名單。因此我一下子想到楊炯,想到他的“點鬼簿”的典故。
我想,如果楊炯地下有靈,一定會跳起來說:“吾道不孤”的。
199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