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不得哪位詩人寫過的了，最好不要回憶，最好把過去忘記。
但人的記憶力也真是沒有辦法，你越不想回過頭重看一眼的往事（當然是不愉快的），隻要稍稍有一點觸動，思緒便會呼地一下湧過來，不管多少年前的陳穀子爛芝麻舊帳，準會一絲不漏地讓你再不愉快重複一次。
因此，我想這位詩人，在不要回憶、努力忘記的後麵，至少還應補上一句，那就是最好不要再觸及。也許，我們便可在一種麻木中，把過去忘卻。
這番感慨來自一封最近在刊物上發表的私人之間的通信，一封不是很客氣的擺出前輩架子訓斥後來人的信。信不長，三五百字，一派挖苦之言，讓人看不到長者應有的寬厚之心，於是我想起我的一篇小說《改選》問世時的情景。那是一九五七年，所謂的多事之秋，這當然也屬忘卻之列的事物了。
如果說在這塊文壇上，寫作品的人是沒有什麼“起子”的話，那麼評作品的人，則尤其沒有什麼“起子”。我有一次在成都一間不起眼的劇場裏，看不起眼的外縣川劇團演《白蛇傳》，很驚訝那個扮演青蛇的角色“變臉”之快。“變臉”是川劇的一項高超技藝，令人折服；似乎在全國各劇種中，川劇《白蛇傳》裏這個青蛇不是女性，而是男性，也屬獨一無二。這恐怕很教那些“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的評論家們，十分地沮喪和泄氣的。
在戲台上變臉，是一種藝術，在生活中變臉，當然也是一種藝術。曆年來，我看到圈子裏的這類評作品的人變臉者頗眾，不絕如縷。其變臉速度真是“說時遲，那時快”，迅雷不及掩耳的。天還沒有陰，他就先下起雨來；風起青萍之末，未成氣候，連樹梢尚紋絲不動，我有幸認識的這些明公，就率先的來不及地轉向，把脖子扭得跟《封神榜》裏的申公豹似的。
五七年則更是義正辭嚴，大張撻伐，那麼多的人惡狠狠地撲過來就不用說了。細想起來，也不必太往心裏去，這就好象生物鏈，一環套一環，相生相克，命裏注定。毛澤東詩雲：“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對這些有“奮起癖”的評論家們，你不讓他舞刀弄棒，幹什麼去呢？何況那時不怎麼作興搓麻將，三五八塊，四圈下來，一張兩張的輸贏，也就沒什麼閑心去批這批那了。我不知道這兩年文學批評的不景氣，是否與麻將的勃起有些什麼關聯？
令我最費解的，在一九五七年痛批《改選》的袞袞諸公中，居然有一位大作家，老作家，獲得過外國文學獎的著名作家，表演十分賣力。在一家大報上著文痛斥年紀隻有他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我這個當時的小青年，所寫出的第一篇小說，恨不能置我於死地的咬牙切齒，和那份誰知是真是假的狠絕之情，字裏行間，溢於言表，真讓人駭怕。
很滑稽的，是不是？這種大名家的小人之心。更遺憾的，直到現在，有些前輩，也難能免俗。對年青人一臉鐵青，兩眼冰冷，怎麼也不中他老人家的意。
我認為評論家看作品，和作家看作品，不完全是一回事兒。前者多少有點像十字坡開黑店的母夜叉孫二娘，對進到她店裏的過往客商，一眼看過去，是估量這個該死的家夥，哪一塊肥，可以剁餡，哪一塊瘦，可以切成臊子，先把來人給支解得七零八碎。後者則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求一個統體的感覺。也就足矣，好與不好，那是天定的，無論評論家怎樣起哄架秧子，該好，壞不了，該壞，好不了。我相信作家看作家，因為創作的甘苦體會是相通的，也更能理解一些。
誰知這位當時的文學前輩，弄不懂他為什麼如此氣勢洶洶？你是寫小說的，對一個文學青年，正在蹣跚學步階段，所寫的小說，多扶持一點，多提攜一點，別人棍子劈過來時，你用胳膊肘搪一下，豈不更好？你沒有必要當這種義勇軍，往死裏收拾。你先給定了性，說是敵我矛盾，乖乖，這一句話，斷頭台離我就不遠了。難道你不了解小說麼？即使寫得十二萬分的糟糕，又有什麼了不起呢？說實在的，十一億人口中，有多少識字的？識字的人中，有多少看書看報的？在看書看報的人中，有多少人愛好文學的？即使愛好文學的，又有多少人讀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