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功能，好象連阿斯匹林也頂不上的，那白藥片能退燒，小說能有這大作用嗎？所以這位前輩，打兩下屁股，也就該拉倒的，幹嗎非把刀擱我脖子上呢？
若從文學興旺的角度看，也該寬厚為懷。農村過年貼春聯，總愛在大門口寫上“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這十個字。厚道，是中國人的良善傳統。一個家族，姑且文學也算一族的話，怎麼說人多些，總比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強些。如果為了自己在文壇永領風騷，將一切後來人都斬盡殺絕，掃蕩幹淨，就剩下幾位迎風掉淚，氣管有痰，行動不便，下樓腿顫的老絕戶，像鬆、竹、梅歲寒三友，在肅殺凋零的冬日裏，不覺得孤單麼？
日新月異，時過境遷，時代潮流總是不停地變化著向前。李白有“抽刀斷水水更流”的感慨，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時光不會為誰停駐下來。現在幾乎沒有一個老爺兒們，在腦後拖一條辮子了；長袍馬褂，翎子頂戴，八股文章，三跪九拜，再也不會有市場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追求，愛好，誌趣，和他們的價值觀，甚至十年前和今天也有不同。記得在根據地的時候，一位農村姑娘把一雙親手納的密密實實的布鞋，塞進你的背包裏，那份情意能保留到這雙鞋穿爛，也不能淡忘。可如今，坐在夏利車裏傍靠著大款的小姐，不但不會給你一針一線地納千層底，還要你把車開到什麼燕莎商城，去為她買意大利進口鞋。可誰也不能由此斷定那位村姑是天使，這位小姐是魔鬼，在愛的天平上，也許並分不出高低的。或許這一位的開朗，勝過那一位的含蓄，更富於時代氣息呢！
文學也同樣如此，其活力本來就在於變通。隻照一個方子抓藥，會吃死人的。因此，那種對於在變化中的文學現實，所發出的酸溜溜的指責，冷嘲熱諷的挑剔，乃至誰曉得是真是假的清高，便認為自己有一份對世俗的審判權，關在自己的公館裏當文學長老；相信一張兩指寬的手諭，幾句別人也未必不會說的挖苦話，後輩們必須立刻戰戰兢兢，誠惶誠恐，這當然是一種錯位的找不到感覺的感覺。
一九九○年意大利世界杯足球賽期間，前球王貝利就對來參賽的巴西國腳們，經常發表議論，也很影響輿論。終究是作過球王的人，誰也不能不當回事。但無論如何，他踢球的黃金年代已成過去，他那些主意，建議，高見，特別是事後諸葛之類，自然是不合時宜的。足球運動在進展，足球打法，更是變化多端。這些終日在球員耳邊響著勸喻、指導、責難，免不了還要指手劃腳，於是把隊員惹煩了，他們衝這位球王吼了。
“要麼回家，要麼閉上你的嘴！”
初初，我感到他們對球王也太失敬了，繼而一想，你貝利也不下場，坐在主席台上，反正說話不嫌腰疼，可這些球員們被他的這些絮絮叨叨，弄得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攻也不是，防也不是，踢也不是，不踢也不是，於是我也能諒解這班隊員們的不禮貌了。
否則，要不讓他們吼出來的話，很可能一個個要得氣悶心的。
1992.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