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歌頌過共產黨，現在和將來還要繼續歌頌。”
建國後，老舍可能是同輩作家中社會兼職最多的一位，從他回國後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去世以前，身兼的常任與非常任社會職務，並未因他的抱怨而減少，反而隨時在增多，前後共有數十個之多，其中包括：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及書記處書記、北京市文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家協會理事、《北京文藝》主編、文化部電影文化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文藝屆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北京市節約檢查委員會委員、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憲法草案討論委員會委員、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與亞非作家常設事物局聯絡委員、中印人民友好協會理事、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北京市中蘇人民友好協會副主席、中朝人民友好協會副會長、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委……91
令人驚異的是，老舍在建國以後，也幾乎是同輩作家中寫作數量最多的一位，寫得最多的是話劇劇本和通俗的宣傳文藝的小段子。單以劇本計算，從1950年到1963年的十三年間，他共寫了15部話劇：《方珍珠》（1950年）、《龍須溝》（1950年）、《一家代表》（1951年）、《生日》（1952年）、《春華秋實》（1952年）、《青年突擊隊》（1955年）、《西望長安》（1955年）、《秦氏三兄弟》（1957年）、《茶館》（1957年）、《紅大院》（1958年末至1959年初）、《女店員》（1959年）、《全家福》（1959年）、《神拳》（1960年）、《賭》（1961年）和根據同名川劇改編的《荷珠配》（1961年）以及一部兒童劇《寶船》（1961年）；一部曲劇《柳樹井》（1951年）；三部京劇：《青霞丹雪》（1959年）、根據同名昆曲改編的《十五貫》（1956年）和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王寶釧》（1963年）；一部歌舞劇《消滅病菌》（1952年）；四部歌劇：《大家評理》（1952年）、《青蛙騎手》（1960年）、《第二個青春》（1961年）和根據同名川劇改編的《拉郎配》（1961年）；還有一部經毛澤東授意、周恩來安排，寫於1952年的的電影文學劇本《人同此心》。另外，各類曲藝，鼓詞、相聲、快板、太平歌詞等，加上新詩，達40餘萬字。這還沒算上散文和文論類文字，以及長篇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和已經寫了開頭的《正紅旗下》。
老舍自知不長於寫話劇，所寫的劇本又都沒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可為什麼還非要大寫特寫呢？簡言之，純粹是為了配合各種各樣的政治宣傳。“話劇是用活人表演活人，可以教觀眾直接受到教育，登時受到感動與影響。”“它直接地麵對觀眾，收效必快。”他的想法很單純，因為熱愛這個新社會，渴望把自己所領悟到的趕緊告訴別人，使別人也有所領悟，也熱愛這個新社會。“政治熱情激動了創作熱情，我非寫不可，不管我會寫不會。”92“我急於寫出作品，並期望收到立竿見影的教育效果。劇本這個形式適合我的要求。”93
老舍在建國後寫的很多文字裏都流露出他這種激情四溢的政治熱情。事實上，這種政治熱情，正如他在1951年《慶祝“七一”》的太平歌詞裏言簡意賅寫到的，就隻來自“黨為人民，人民愛黨，/幸福的中國在眼前！”“三十年打下了萬年的底，/感謝共產黨，感謝沒完！/從前咱們含冤帶怒，/沒有領導，敢怒不敢言；/今天咱們抬著頭走，/共產黨教咱們看到青天！/一口氣說不盡黨的好處，/人民心裏有試金的磚，/今天都愛共產黨，/都因為黨的恩情重如山！/黨的生日全國歡喜，/共產黨，毛主席，萬歲，萬萬歲！”94“真理，光明，政治地位，都是誰給我的？偉大的毛主席！”95他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就是《要為目前的政治任務寫作》。96
即便是到1957年的9月2日，“反右”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了，老舍接到一封由西安寄來的匿名信。信中直言不諱地說：“老舍：我希你今後弄筆墨時，還是不溜尻子不捧頌好，應說些實話。難道說目前全國成千上萬的所謂右派就都不愛國愛民嗎？你深深思慮過沒有呢？”不知老舍讀此信時是怎樣一種心情，但他在回複中，仍然明確地表示：“我以前歌頌過共產黨，現在和將來還要繼續歌頌。你以為這可恥，因為你恨共產黨。你的仇恨使你變成睜眼瞎子，看不見國家逐步富強，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你以為可恥的，正是我要作的；你以為應該作的，如歡迎蔣介石複辟等，正是我以為最可恥的。”97事實上，他給別人的感覺也正是這樣，陽翰笙在回憶老舍時說：“他自覺地、不懈地執行黨的文藝路線，創作了大量的優秀作品。他滿腔熱情地歌頌黨，歌頌人民，歌頌社會主義，同時更加深刻有力地揭露舊社會，鞭撻舊事物。老舍的創作表明，他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黨的立場上，把寫作當作黨交給他的戰鬥任務。”98
然而，這裏出現了“老舍的矛盾”與“矛盾的老舍”兩個現象。先說前者，老舍一方麵從內心感到，“新的政治理論，經濟理論，以及文藝理論，念起來都太費力，我吃不消。可是，不念明白這些新書，怎能作個新時代的作家呢！”老作家缺乏新知識，新理論。可另一方麵，新知識、新理論也許相當豐富的年輕人，對於“中國的世界的文藝遺產不大知道或全無所知。他覺得自己“寫的東西是老味道很厚，而缺乏新鮮勁兒；他們所寫的又有時候太‘新鮮’了，連語言都像外國話。”99
老舍畢竟懂得什麼是藝術。文藝作品與文藝表演隻知一味地歌頌，不一定就是藝術的。他慢慢感到，藝術表現光有形式的花哨，或空洞地歌頌與表現勞動，而與真實的勞動脫節，創作就不會是樸實和親切的。所以必須要深入地了解勞動生活。“藝術不是皮毛的模仿，而是創造。”100
然而，緊接著就出現了“矛盾的老舍”。因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年代，與北京人藝一起趕製《紅大院》這樣完全意識形態戲的老舍，同僅僅一年以前，寫出了中國話劇顛峰之作《茶館》的那個老舍，竟然會是同一個人。如果說老舍在建國初那份“歌頌”的激動熱情，還是直接來自於“我確是親眼看見，親耳聽見了革命的事實！我親手摸到了革命！”他是“把自己看見的事實，熱誠的通過思想寫出來，去擴大政府和鞏固革命勝利的影響。”101不管寫多麼小的一個故事，他都強迫自己去接觸新的社會生活。“為寫一段小鼓詞，我須去調查許多資料，去問明白有什麼樣政治思想上的要求。”102
但在“大躍進”的火紅年代，老舍已無須親眼去看“革命的事實”，因為他的歌頌是“應黨之聲，應人民之聲，有什麼不好呢？”其實，老舍心裏很明白，“西方國家某些認識我的人說，我已不敢寫我所要寫的作品，而專聽共產黨的號召，作了應聲蟲。”但他不無揶揄地說，“假如我是應聲蟲，我看哪他們大概是糊塗蟲。”“黨號召文藝創作要百花齊放。這一定不是糊塗蟲們所能理解的。”103
尤其是這些“糊塗蟲們”，如果他們讀了老舍寫於30年前的《文學概論講義》，自然更無法理解前後“兩個老舍”何以會有天壤之別。老舍以為，“最近有些人主張把‘文學革命’變成‘革命文學’，以文藝為宣傳主義的工具，以文學為革命的武器。這種主張是現代的文藝思潮。”在他眼裏，這種手段並不是新鮮的，因為柏拉圖在《理想國》裏就想把文藝放在政治之下，替政治工作。其實，中國古代所謂的“文以載道”的“道”，雖非什麼具體的政治主義，但在拿文藝為宣傳的工具這點上，是一致的。“這種辦法，不管所宣傳的主義是什麼和好與不好，多少是叫文藝受損失的。以文學為工具，文藝便成為奴性的；以文藝為奴仆的，文藝也不會真誠的伺候他。”“文藝作品的成功與否，在乎它有藝術的價值沒有，它內容上的含蘊是次要的。”他這樣說，恰恰是因為他在當時隻是“聽見一片呐喊，還沒見到真正血紅的普羅文藝作品，那就是說，他們有了題目而沒有能交上卷子；因為他們太重視了‘普羅’而忘了‘文藝’。”104
但建國後的老舍，開始為自己以前寫的作品裏，隻有“文藝”而沒有“普羅”，時常感到缺乏“自信”，也是說惶恐更合適。50年代，有關出版社決定為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各出一套多卷本的文集。除了《老舍文集》，其他幾位的文集都如期出版。理由很簡單，老舍屢屢婉謝了出版社的好意。他對多次登門來訪的編輯說：“我那些舊東西，連我自己都不想看，還叫別人看什麼呢。出一部《駱駝祥子》就算了吧。我還是今後多寫些新的。”105老舍心裏清楚，像《貓城記》這樣的作品在思想上是錯誤的，他很後悔曾寫過那樣的諷刺，決定不再重印此書。而且，他幾乎沒勇氣再看自己解放前所發表的作品。他的顧慮並非多餘，1959年冬，他曾對來訪的趙家壁說：“老巴（指巴金--筆者注）的舊作，還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這幫人的批判；我的舊作，例如《貓城記》之類，如果編入文集，我還過得了安穩日子嗎？”106
對老舍這個“相當大的轉變”，遠非不好理解。因為解放以前，他寫東西“最注意寫得好不好。”在他看來，好的標準隻有兩個：文字漂亮；故事有趣。但經過了思想改造的老舍，再拿起筆來，“最注意寫得對不對。”“前者是技巧問題，後者是思想問題。思想比技巧更難學好搞通。有技巧而沒思想的是八股匠，有技巧也有思想的才是文藝作家。”107他不斷地檢查“以前所寫的東西有什麼毛病。”毛病在於“因缺乏共產主義思想”，表現的往往是社會的一些表麵現象，“沒有能夠抓住真理，通過藝術形式闡揚真理。所以那些作品都很膚淺，甚至於有錯誤。”但解放初期所寫的作品，又因“思想學習不夠深入，所以思想性還不很強，作品也就軟弱無力。”他努力的方向是要“寫出有黨性的作品來--這倒不管自己是否共產黨員。”108
但一心要當“文藝作家”，而不是“八股匠”的老舍，又始終在創作上呈現出無法統一的矛盾與困惑。當然，這同時也反映出老舍內心巨大的矛盾與困惑。一方麵，他要以百分之百的政治熱情去歌頌。“在今天，一個作家必須要拿出最好的本領，最大的熱情，去寫那頂對的道理。”109他甚至把“在今天還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人，”說成是“沒有創造勇氣、設法逃避現實的懦夫。”110另一方麵，他又深深懂得，一個真正的作家，要遵循的一定是創作自身的規律。即使在“大躍進”的年代，至少他在創作理念上還遠沒有到要以可憐忠效去替代理智誠實的程度。1959年，他在中國作家協會創作工作座談會上做的《規律與幹勁》的發言中，特別強調“規律加勁頭，足見並不忽視規律。……我們的勁頭應像火箭那麼足，可是也不該過於忽視創作規律。作協的領導幹部應當掌握分寸，對大家的躍進計劃應當數量與質量兼顧，規律與勁頭平衡，在體裁上力求百花齊放。”111老舍真是用心良苦啊！
建國後的老舍，筆常常是隨政治熱情而動的。每有新的政治運動來臨，就有老舍的文學身影。1958年，當“大躍進”的狂潮席卷全國，狂熱的老舍在作品中留下最多的字眼就是“躍進”。“省又好，多又快，/趕上英國不奇怪；好又省，快又多，/趕上英國趕美國！”112他歌頌“一九五八年是多麼好的一年啊，糧食與鋼鐵雙雙大豐收！人民公社普遍地成立，各條戰線上衛星一個接著一個騰空而起，飛入青天！我們歡天喜地，杜勒斯之流卻嚇得發抖，除了給我們造些謠言別無辦法！”“以今比古，我們難道不是最幸福的人麼？”113他興奮異常地說：“人民公社的興起是人類曆史的一大轉變，使我們手能摸到，眼能看到怎麼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不是在幻想空中樓閣的烏托邦，而是結結實實地按照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建設我們的理想國。”114
老舍在1959年的《元旦放歌》裏，還激動不已地寫到：“我要歌頌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和1958年所有的喜事！”“我們還要繼續躍進，去年一日千裏，今年要一日萬裏啊！”115他還以《我們高興，敵人心慌》為題，寫下了這樣“力爭上遊，鼓足幹勁”的文字：“文藝工作的躍進，正像鋼鐵生產的躍進那麼有數字可查。”“我們還是力爭上遊，鼓足幹勁，爭取更大的躍進吧！”“全民大躍進給了文藝創作以新的生命力。”“公社製度是我們有史以來最大的革命創造，也必然是文藝創作取之不竭的泉源。我們熱愛公社製度，公社急需文藝活動與作品。我們與公社的關係是難以分開的，讓我們在躍進計劃中千萬一點也別冷淡了公社吧。”116
讀《老舍全集》第15卷所收錄的老舍在1959年到1964年間裏所寫的散文，《元旦放歌》、《越看越高興》、《我們的時代是被壓迫民族翻身的時代》、《正義鬥爭必將勝利》、《向婦女同誌們致敬》、《衷心祝賀》、《歸自莫斯科》、《不趕走美軍，無從安居樂業》、《我要抗議》、《我們高興，敵人心慌》、《十年百花榮》、《天橋》、《思想躍進的結果》《人建國強》、《觀眾與演員都真幸福》、《民族團結萬歲》、《巨大的鼓舞力量》、《人民公社好》、《公社花開大院紅》、《堅決鬥爭下去》、《齊來打虎》、《六千代表心一條》、《狠打瘟神》、《朝鮮人民永遠勝利》、《祝賀朝鮮人民的偉大節日》、《人的躍進》、《新城喜見百花開》、《可愛的內蒙古》、《肯尼迪--最地道的反動標本》、《立春大吉》、《五十而知使命》、《讓我們狂歡吧！》、《萬壽無疆》、《錦繡江山》、《偉大的友誼》、《賀新年》、《偉大的吉日》、《越南人民必勝》等，不難看出，這些大量意識形態化、標語口號式的宣教話語需要的是老舍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才華。當然，從中同時也能感到，老舍心中矢誌不渝所想的，是“用自己的聰明與力氣，忠誠與熱情，來報答黨的教育與恩惠！”117“我興奮、快活，因為我得到了文藝寫作的新生命！我願繼續努力，按照毛主席所說的充實自己，鍛煉自己，更好地為人民服務！”118似乎隻有在1959年寫的《貓》這篇短文裏，才能見到久違了的老舍式幽默的舊痕。
“寫生活中的悲劇，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好。”
似乎很難想象，也很難相信，寫出以上這些“歌頌”文章的人，是幾年前寫出《茶館》的老舍；而且，更令人難以思議的是，仍然是同一個老舍，又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餘韻中，於1961年底，開始“秘密”動筆，創作長篇小說《正紅旗下》。1962年3月，文化部和劇協召開的“廣州會議”，給文壇帶來了素有“小陽春”之稱的政治節氣。在這樣一個相對祥瑞的文學氛圍下，老舍獲得了難得的機緣，《正紅旗下》寫得很順手。但1962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報告，向全黨全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強調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批判了劉誌丹弟妹李建彤寫的曆史小說《劉誌丹》，他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19老舍的神經一下子又不得不緊張起來。他一定是顧忌到，私下正寫著的《正紅旗下》，思想主題是否能與政治大環境相“配合”，而更可怕的是《正紅旗下》正是一部家傳體的曆史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