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罷官》--“文革”風暴的引信
像老舍響應號召，寫了許多“配合”政治的話劇一樣，吳晗寫作曆史劇《海瑞罷官》的初衷，也與“配合”有關。這一文化現象在當時是再普遍和正常不過的。
1959年，毛澤東意識到造成中國經濟重大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不敢講真話，形成過急過大浮誇的惡劣作風。他直言不諱地承認，有很多假話是從“上麵”壓下來的。應提倡敢於講真話的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希望找幾個曆史學家研究一下海瑞，寫寫有關海瑞的文章，編演有關海瑞的京劇。可令人難以思議的是，此時廬山會議還沒有召開。也就是說，單從時間上來推算，毛澤東指示寫海瑞在前，而通過《關於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批判大有海瑞風範、敢於講真話的彭德懷的廬山會議在後。換言之，吳晗的《海瑞罷官》若是寫在廬山會議之後，一旦批判起來自然難逃影射之嫌，即惹禍是因為寫了“罷官”。但倘若是在之前，毛澤東會因它對曆史有先見之明而不去罷免彭德懷嗎？
顯然，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身為北京市副市長的曆史學家吳晗的《海瑞罵皇帝》一文，可以說完全是在以實際行動積極響應毛澤東宣傳海瑞精神的講話。隨後他又接連寫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論海瑞》，並將《論海瑞》送胡喬木審訂。剛剛參加完廬山會議的胡喬木，在結尾處意味深長地加了一段罵“右傾機會主義”的話。吳晗雖與彭德懷素無交往，對廬山會議一時也搞不清楚其深奧的政治動因，卻也對此風聞不少。為謹慎起見，他同意文章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時，加上這個稍顯“突兀”，但明顯帶有“自我保護”性質、痛罵“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結尾，以劃清海瑞與彭德懷的界線。他特別注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根本不是什麼海瑞。”之後，在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的再三催促下，吳晗將寫竣的《海瑞罷官》劇本交北京京劇團，並於1961年初公演。毛澤東甚至在家裏接見了扮演海瑞的京劇演員馬連良，並留他一起吃飯，還說：“戲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罷官》的文字寫得也不錯”。吳晗聽了自然高興。得到領袖的稱讚，興奮之餘的馬連良也寫了兩篇談表演體會的文章《〈海瑞罷官〉演出雜感》和《從海瑞談到“清官”戲》。162
然而，事隔一年，在毛澤東發表那份《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報告之後，江青開始醞釀批判《海瑞罷官》。她曾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說：“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遭到拒絕。1964年，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召開，江青不忘舊帳，又讓李希凡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李希凡沒答應。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將用來批判資產階級權威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發到全黨縣一級單位，資料中就包括吳晗的《海瑞罷官》和擔任北京市另一位副市長並兼任市委文教書記鄧拓的《燕山夜話》。但此時的北京，尚沒有形成批判《海瑞罷官》的政治氣候。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與時任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兼市委宣傳部長的張春橋和上海市長柯慶施商定，在輿論上由上海“遠攻”北京。9月，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口號。11月10日，由姚文元執筆並經毛澤東多次審閱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彙報》顯要位置刊出，直指“《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毛澤東隨即批示，要求各地報刊轉載。
兩個星期過去了，北京的報刊毫無動靜。此時的彭真仍然執拗地堅持，“《海瑞罷官》這出戲我早看過了，毒害不是那麼大。”作為北京的最高行政領導，他當然有理由對事先不打招呼就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不滿。他甚至反戈一擊，針對張春橋和姚文元說：“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過《海瑞上疏》，難道張春橋沒有責任？”11月24日，毛澤東隻好繞過北京市委，直接下令將姚文元的文章出版小冊子，讓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各地新華書店單征求訂數。北京的新華書店奉市委之命，不置可否。直到11月29日，雖迫於壓力，同意征訂，但拒絕發行。就在這一天，時任北京市長的彭真也不得不同意轉載姚文元的文章。11月29日、30日，《北京日報》、《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相繼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刊登時加了平和的編者按語，意在強調這是史學界的一場學術論爭。但《解放軍報》的按語，則斬釘截鐵地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12月8日的《紅旗》雜誌，在康生的授意下，又發表了該刊編委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研究曆史》，支持姚文元。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會談，表示十分欣賞姚、戚的文章，認為對戲劇界、史學界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還沒擊中要害。“要害的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12月22日，當毛澤東向康生、彭真等人轉述上述意見時，彭真與毛澤東發生頂撞，並當即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們經過調查，沒發現吳晗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關係。”第二天，彭真要求與毛澤東單獨會見。據說，毛澤東接受彭真“放”的方針，同意對吳晗的政治結論在兩個月之後做出。在這種情形下，無論是違心還是無奈甚或被迫，吳晗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報》發表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承認錯誤，說明研究海瑞決不是為了影射廬山會議。
到1966年1月23日，表麵看來，事態似乎有緩和的趨勢。這一天，劉少奇、鄧小平把《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幹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作為指導文藝工作和文藝路線的方針批轉全國。彭真隨即於2月3日召開由陸定一、康生、周揚和吳冷西五人小組成員參加的五人小組163擴大會議，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和彭真的總結發言，擬成一份《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後來所謂的《二月提綱》，提出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隻有康生堅持吳晗的問題屬於政治問題，要和廬山會議的政治背景聯係起來。2月5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劉少奇和鄧小平均表示同意《二月提綱》的內容。2月7日，彭真將修改後的《二月提綱》以電報的形式發給當時正在武漢的毛澤東。2月8日，彭真與陸定一、康生一道赴武漢，當麵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再次重申：吳晗的《海瑞罷官》要害在於罷官，同廬山會議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他還兩次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但毛澤東深感批判《海瑞罷官》不利，他在3月17日至3月20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學術批判發表講話，點名批判吳晗和剪伯讚實際上是反共的國民黨。他認為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知識分子掌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麵目。各地要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他還明確表示，吳晗、廖沫沙、鄧拓的《前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要在文、史、哲、法、經等領域搞“文化大革命”，要培養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事態不僅並未就此結束，反而進一步向更遠的方向發展。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多次與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批判《二月提綱》不分是非，是錯誤的。如果他們“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4月2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刊出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認為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這一場不可避免的大論戰的序幕”，“像一塊大石頭投進了池潭，平靜的水麵沸騰了起來。”批評吳晗的《海瑞罵皇帝》一文“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擂鼓助威。”“是號召被人民‘罷官’而去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東山再起。”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三月底的幾次講話，並將彭真自批判《海瑞罷官》以來犯的“一係列錯誤”一一羅列。《紅旗》雜誌總編輯陳伯達，對彭真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所犯一係列的政治路線“罪行”，進行了揭發批判。4月16日至20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無情批判了彭真的“反黨罪行”，決定撤消《二月提綱》和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組建文化革命小組。此後，毛澤東不再給彭真留情麵，他嚴厲批評了彭真，同時批評北京市委：“一針也插不進去，一水也滴不進去。……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慶祝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中，沒有見到彭真的身影。這之後，在張春橋和江青的直接參與下，上海的《解放日報》和《文彙報》，北京的《紅旗》雜誌，相繼發表文章，把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擴大為對“三家村”的全麵批判。他們認為，出自鄧拓、吳晗、廖沫沙之手以“三家村”為名在《前線》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他們要挖的“最深的根子”，自然是彭真及其領導的北京市委。5月11日，彭真所領導的北京市委被改組。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正式宣布：撤消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而具體地領導“文化大革命”。164
從“五一六”到“八二三”
《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樣一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1966年5月25日，一張有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聯合署名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張貼在北京大學的大飯廳外。大字報批評北京大學校黨委書記陸平等人破壞“文化大革命”，並將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校黨委，宣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但很快，在北大校黨委的授意下，校園出現了上千張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並率先將“鄧拓幫凶”、“黨的叛徒”、“嚴重違反黨紀國法的大壞蛋”、“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等冠冕戴在她頭上。支持聶元梓的康生則將大字報底稿轉給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同時由陳伯達改組《人民日報》，並在6月1日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天，毛澤東指示向全國、全世界公布聶元梓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遂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為通欄標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陳伯達相繼配以評論員文章和社論《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要將陸平、彭佩雲等領導的北京大學這個“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徹底摧毀。“做徹底的革命派，不當動搖派，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6月6日的《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在頭版頭條發表通欄標題的文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這之後，隨著北京大學黨委被改組，北京市55所大專院校和部分中等專業學校甚至普通中學，開始揪鬥黨委的第一、二把手。此時毛澤東仍在杭州，黨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各單位的權力暫由派駐的工作組代替，後來各單位相繼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作為臨時領導機構。他們還製定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遊行示威”、“不要搞大規模的聲討會”等八項內容的“中央八條”。劉少奇在一份報告中指示要揪出大學生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甚至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
劉少奇顯然是有所指的。因為在聶元梓貼出大字報僅四天之後的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幾名政治嗅覺極其靈敏的學生，就秘密成立了紅衛兵組織。6月初，便有好幾所中學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之類的秘密學生組織。他們的共同誓言是，“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而工作組認為這種中學生秘密組織，是“搞地下，非法煽動群眾，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動。”但在6月1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以後，各大中學校開始大規模出現反對工作組、鬥爭“黑幫”的大字報。6月18日，北京大學在設置的“鬥鬼台”、“斬妖台”上，對揪出來的以陸平為首的60多個“黑幫分子”，已經采取戴高帽子、把臉部塗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發、撕衣服、拳打腳踢、遊街、遊鬥等稍後典型“文革”式非理性的武鬥形式，即所謂的“六一八事件”。6月20日，劉少奇針對女兒就學的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出現反工作組的大字報《揪出鑽進我們肝髒的牛鬼蛇神》，談話指出要製止“揪鬥黑幫”中普遍存在的“過火行為”。但6月24日，不滿工作組打壓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貼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提出要在“造反”二字下功夫，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這之後，在工作組的“反幹擾運動”中，有幾所中學的紅衛兵組織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
各個學校反工作組的行動並沒有停止。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貼出大字報，提出趕走工作組。作為工作組成員的王光美進駐清華大學以後，先是認定蒯大富是要奪權的“右派學生”，進而授意由工作組召開“聲討會”，並在6月26日舉行由清華大學大部分師生參加的遊行示威，意在“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在隨後的兩天裏，清華大學舉行了鬥爭蒯大富的學生大會。但這並沒有妨礙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又在7月4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重申“造反有理”。與此相對，由劉少奇主持的工作組“反幹擾運動”，在從6月下旬開始持續到7月初短短20餘天的時間裏，北京24所高校已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通過中央文革小組的頻繁彙報，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對上麵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並於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在毛澤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以後，劉少奇又馬上指示停止“反幹擾”，轉入“鬥黑幫”，可他不同意對工作組采取消極撤換的做法，因為他認為大多數工作組還是好的。而此時，各單位反工作組的力量與工作組已是十分對立。7月21日，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起來的蒯大富，對他反工作組的行動表示支持。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裏，陳伯達和江青來到北京大學，表明態度認為把“六一八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是錯誤的，指出“反幹擾運動”實際上是跳動群眾鬥群眾。24日，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所做的工作，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統統驅逐之”。25日，《人民日報》等全國主要報刊，在頭版頭條刊登了毛澤東7月16日橫渡長江的報道和照片，激勵人民“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26日，毛澤東做進一步指示，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下令立即撤消工作組。27日，終於揚眉吐氣的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再次貼出第三張大字報《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表示“無限終於毛主席，一定最堅決、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實第執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搞指示--毛主席關於造反的最高指示。”事隔兩日，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學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就派駐工作組問題做了自我檢查。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在全場“毛主席萬歲”的歡呼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率先離開會場。
對於怎樣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也許隻有毛澤東一個人心裏最清楚。1966年8月1日，他寫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肯定了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從這一天至12日，在北京召開了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參加的中共八屆十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期間，劉少奇堅持按“中央八條”的精神搞“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則堅持他在給清華附中學生的信裏表明的立場，認為應該用公開的、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形式，依靠更廣大的群眾，製造聲勢。8月5日，毛澤東索性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炮口明確指向劉少奇。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第二天，全國各地主要報紙均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了《十六條》。8月10日晚，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了前來慶賀《十六條》發表的群眾，鼓勵大家“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時，通過了一份會議《公報》，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在會議之後的中央領導人排名中，劉少奇從原來的第二位，排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之後，降為第八位。
就在會議閉幕的這一天，第一批出版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在北京幾所著名大學發行。次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十六條》“是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報紙、廣播開始將《十六條》的內容向全國播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和“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也開始在全國各個角落回響。與此同時，1964年在部隊開始率先發行的《毛主席語錄》本開始發售。8月17日，毛澤東為《新北大》校刊題詞，明確表明支持以聶元梓為首的北大造反派，同時決定第二天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而就在前一天深夜，北京二中的紅衛兵起草了一份《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稱“要批判和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對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切陣地，理發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