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對中國曆史來說，是個極為特殊的日子。這一天，“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在天安門舉行，天安門變成了萬歲聲中的紅海洋。一名學生將一個紅衛兵袖章佩戴在毛澤東的左臂上。應該說，從此時此刻開始，一個嶄新的中學生組織--“紅衛兵”正式誕生了。這一天，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由四個連續的副詞確定下來--“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還是在這一天，林彪借用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大字報《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中的話，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全國人民要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
在此之前，隨著工作組的撤出，與紅衛兵負責人合為一體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籌委會填補了權利空白，開始領導學生批鬥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幹部、知識分子，特別是教師。在批鬥過程中，已經不斷出現打人現象。很多學校強迫“牛鬼蛇神”們接受“勞動改造”，並對其施以體罰和人身侮辱。
從8月19日開始，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運動開始在北京發起。成群結隊的紅衛兵，唱著“拿起筆作刀槍”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頭，張貼傳單、標語、大字報，集會、演講，“向舊世界宣戰”。掛了70年的“全聚德烤鴨店”招牌被砸爛，店鋪裏的山水字畫被撕毀，10名推舉出來的紅衛兵住在店裏，成為“北京烤鴨店”的“治安員”、“服務員”和“毛澤東思想宣傳員”。他們“要在‘全聚德’造資產階級的反，插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因為“全聚德”三個字就是資產階級剝削勞動人民血汗的象征。紅衛兵在哪裏“造反”，就是在哪裏“革命”。似乎經過一夜的“打碎舊世界”，便可以建立起來“新世界”。“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北京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清華大學附中”改為“紅衛兵戰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為“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等等，像此類名稱的以舊換新不勝枚舉。
紅衛兵與各個流域各個行業中“革命群眾”“砸爛封、資、修”的聯合行動也由此拉開了序幕。8月21日星期天，王府井百貨大樓的革命群眾便和四處聚集來的紅衛兵一起，從樓上掛出了巨大標語：“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革命行動！”“向革命小將致敬！”當北京第十二中學的一群紅衛兵走過前門大柵欄的瑞蚨祥綢布莊時，進去與革命的職工一道，將店裏凡屬“封、資、修”的字畫、宮燈、唱片、皇曆、美女商標等，統統撕爛搗毀。店名立即改為“立新”。北京的服裝行業隨即開始了大滅、特滅、快滅奇裝異服，大做、特做、快做革命服裝的“興無滅資”行動。此時出生的孩子，連起名字都不能不打上時代的烙印，一時間，公安局的戶籍登記冊上寫滿了“衛東”、“繼紅”、“永革”、“捍彪”等“革命”的名字。
8月22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將北京紅衛兵街頭“破四舊”的行動向全國做了廣播。8月23日，全國各大報紙均以“新華社二十二日訊”的形式在頭版刊登了消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頭》。《人民日報》還在頭版發表了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和《好得很！》公安部門、街道辦事處和一些單位的領導，向紅衛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單。從這一天開始，“橫掃千軍如卷席”的“破四舊”運動開始遍及全國各個城市、鄉鎮。據資料統計，在“破四舊”最高潮的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時間裏，僅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33600多戶被抄家，84000多名所謂“五類分子”被趕出北京。作家老舍便是這些受難者中的一員。165
口述史下“八二三事件”中的老舍
現在已無法知道老舍對以上發生的諸多曆史細節到底有無了解，了解多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不可能一無所知。如果說他對意識形態高層鬥爭的內幕知之甚少，對北大、清華內部的具體情形與紅衛兵組織的發跡等，也不甚了了，但對發生在身邊文藝界的一切，至少像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及後來的《三家村劄記》，心裏該是不會沒有想法和判斷的。遺憾的是，心理學的推測無法作為研究曆史的充分依據。當我試圖追述、分析、研究1966年北京市文聯直接導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時，卻發現文獻的史料相當匱乏。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到底是如何發生的？要還原這個曆史現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似乎那一天的曆史僅僅剩下了“八二三事件”這個曆史名詞。十餘年的追蹤采訪，透過與“老舍之死”相關的20幾位曆史當事人的口述，在我的腦中，曆史的輪廓不僅沒有變得清晰起來，反而愈加模糊了。但至少他們的“活”的曆史記憶，可以保留“八二三事件”哪怕隻有真實的一隅。
以上述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為例，不論是高皋、嚴家其在他們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及其他版本的“文革”史裏，還是有關的“文革”敘述在我幼年記憶裏留下的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都認為那肯定是曆史的唯一真實。直到我從王年一的文章《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裏，第一次看到另一種描述，才對那個“唯一”心有存疑。王年一說：“這不符合事實。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1966年6月2日《北京日報》上寫了這張‘大字報’，寫在《北京日報》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邊角上，無標題。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用毛筆謄清。這張‘大字報’從未貼出過。8月7日晨3時，毛澤東在謄清稿上改動了幾個字，加標題。當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166
僅僅這樣一件通過對曆史文獻的“考古發掘”就極容易考證出來的重大曆史政治事件，兩個版本到底哪個是“唯一”，在人們已經根深蒂固的“記憶”裏一時很難廓清。曆史仿佛一瞬間被打碎，變得什麼都不是了，隻留下不同敘述者的敘述。再具體到人們“記憶”裏的老舍在“八二三”，以及老舍投湖自殺以前後的情形，以及最後屍體到底是誰打撈的，就更是這樣。它似乎暗示著，重構真實的曆史似乎是徒勞的。我也因此陷入一種深深的學術困惑，因為就導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來說，幾乎在每一點上，都存在著由不同的曆史敘述導引出不同的分析和結論的可能，而每一種由簡單的分析做出的武斷的結論，都有可能將曆史帶入歧途。我越來越覺得，曆史的謎團本身就是結論。因而，我隻能將曆史親曆者們“記憶”裏的曆史敘述分別陳列出來，構成一個注定要與曆史真實的“八二三事件”有所區別的“新曆史”--每一個曆史敘述者的曆史。
做口述史的同道賀黎、楊健，在采寫他們的口述史《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一書時，與我遭遇了同樣的問題，產生了同樣的感觸，並采取了同樣的操作：“正因為是個人經曆的講述，其中一些話語，由於講述者本人的經曆和當時所處的環境，是完全合理出現的。我們決定不做刪改。同時，也由於個人的局限，看問題看他人的角度不同，所以在涉及某事某人時，每個講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我們無法一一考證，也無意為他們所講述的某個事件做出結論。隻要事實存在，讀曆史的目的便已達到。”167
以下是我對“老舍之死”不同“版本”的陳列：
一、在上述那樣一個錯綜複雜、每天都瞬息萬變的政治背景下，老舍為什麼還要在“八二三”那天來單位上班，參加北京市文聯的“文化大革命”？
這要先從老舍在“八二三”之前的身體、心理與精神狀態切入。老舍年譜記載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醫院進行檢查與治療。據有“文獻史料”意味的《北京醫院病曆記錄》記載老舍的入院情況是：“患者有慢性咳嗽10多年，咯血5天入院。入院後給予青、鏈黴素、止血劑等治療，咯血、咳嗽漸停。……考慮咯血是由於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所致。……建議：1、避免感冒，戒煙；2、繼續服用降壓藥物。主治醫師、住院醫師：楊虎生。”168這至少能說明老舍當時的身體狀況很差。
8月初，應該是住院檢查期間，老舍與老友臧克家通過一次電話。（關紀新在《老舍評傳》中描述的是“7月下旬的一天”，是在老舍住院治療以前。）他在電話中聲音低顫地說：“我這些天，身體不好。氣管的一個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從醫生的命令，我煙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傳部長告訴我不要去學習了，在家修養修養。前些天，我去參加一個批判會，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169這透露出，老舍不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還親臨現場出席了批判會。而在此之前的7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一次“援越抗美”大會上，老舍見到巴金。他突兀地向巴金表示：“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很好，我剛才還看到總理和陳副總理。”170從中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老舍此時此刻的心境，甚至處境，都是極其複雜的。他為什麼要說“我沒有問題”？“問題”到底指的是什麼？他真的預感到了什麼嗎？
據老舍之子舒乙《再談老舍之死》的敘述：1966年8月初的一天，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思緒低落，生活處境也很淒涼”的回族大阿訇馬鬆亭，與夫人一起在什刹海岸邊“悶坐”時，抬頭突然看見“老舍先生獨自一人拄著手杖慢慢地沿著岸邊迎麵走來。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老舍先生一開口，就讓馬老人夫婦大吃一驚。他非常坦率。他說他想不通，很苦悶，要‘走’。‘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著了！’”171
舒乙還在同一篇文章裏追憶說：8月21日星期天，老舍與舒乙及其大妹舒雨兄妹倆“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當時，‘文革’尚處於剛剛發起的階段，預見到它的惡果還十分困難，但是從父親的談話裏已經可以聽到不少擔憂。後來的發展證明，那些糟糕的事，絕大部分都不幸被他言中。他說：歐洲曆史上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他說：我不會把小瓶小罐和字畫收起來，它們不是革命的對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對象。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麼大的權力？他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說到這裏，他說了兩位在前幾次運動中由於不堪汙辱而一頭紮進什刹海的例子。”172這裏至少說明，老舍對“文革”的“破四舊”是有看法的。當然，更深一層的意思在於，老舍對以“破壞文化和文物”的“文化革命”是堅決反對和抵觸的。而最深刻的意義是，老舍在“八二三”之前就有要“走”的心理準備了。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邊工作過的曹菲亞的“記憶”裏，老舍“八二三”到文聯時，“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誌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誌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173
當時任《光明日報》東方副刊編輯的黎丁，在接受我采訪時，基本印證了曹菲亞的說法。黎丁應老舍電話之約，於8月22日晚“八九點鍾”，到了老舍家。“我去老舍家的時候，他就和我講起來，他從醫院出來了。講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是很興奮的樣子，很激動。”“他說，我們年紀大了，不能落後。”“本來在鄉下，去農村搞協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到城裏頭來了。”“康生給他們講話，說文化大革命，你們這些老先生，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或者在家裏頭自己學習，或到單位學習。”黎丁和聽到老舍這麼說從裏屋跑出來的胡絜青，一起勸他“先把病養好”。老舍轉而對黎丁說：“現在的革命你不參加，你落後。”“胡絜青也勸了半天他不聽，他說，我年紀大，更要學習，講了一些大道理。”174
由此看來，胡絜青的“記憶”與曹菲亞和黎丁兩人分別保留的“記憶”，在這一點上吻合了。胡絜青說：“老舍出事的前兩天，文聯開會，老舍問茅盾，明天的鬥批改大會你參加不參加？茅盾先生沒有作正麵回答，隻輕輕地向他搖了搖手。第二天，老舍問我，今天是紅衛兵學生們‘幫助’我們文聯搞鬥批改，你看我參加不參加？我說，沒有通知你就不參加。他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無言以對。於是他就去了。”175
意味深長的是，茅盾在1978年老舍骨灰安放儀式的悼詞中有這樣一句話：“老舍先生是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剛開始，就寫信給偉大領袖毛主席表示擁護。但是由於賣國賊林彪和叛徒江青炮製‘文藝黑線專政’論，摧殘和打擊廣大文藝工作者，老舍先生身心遭到嚴重摧殘，被迫害致死。”176
另據當時擔任北京市文聯“文革”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的浩然回憶：“在這之前他吐血住院了。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來參加群眾運動”。“我不希望他來。因為情況很亂。萬一老舍出什麼事，是很嚴重的。但他堅持要來。”177也就是說，在曹菲亞、黎丁和老舍夫人的“記憶”裏，老舍還是要積極參加他身為主席的北京市文聯的“文化大革命”。
周述曾：“老舍是主動要求回機關參加學習的，他覺得不參加不合適。所以他對外麵的運動有了一些接觸以後，就主動要求來。”“他要求參加學習，參加運動，不是一個躲避、逃避的狀態。”178
二、對於老舍在北京市文聯“八二三事件”中的曆史敘述，更是莫衷一是。
1、老舍到北京市文聯的時間、方式、衣著與行為。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樣，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齊，我也穿得很整齊。”179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專車接來文聯的。“一件淺色襯衣，外麵一件中山裝。”180
楊沫：“這天上午，老舍也來參加“文化大革命”。中午，當他要回家時，汽車司機罷了工，不拉他回家了。他也就沒有走。”181[筆者按：楊沫的意思應該是說，老舍是上午由專車接來的。]
葛獻挺：“在傳達室，我親眼看見的，大概3點鍾左右，老舍先生穿戴很整潔，從電報大樓胡同裏麵往文化局院裏走。”182
曹菲亞：“8月23日那天他來了，告訴我，昨天才出院。早上他8點多鍾就到了。我們很驚奇，就問，您剛出院，怎麼就來上班了？他說，這是一個運動，康生同誌告訴我了，這是個大運動，應該去參加，感受感受。所以我就來了。……那天早上也是開車接他來的。”183“我親眼看見的，舒乙說在記憶裏，他父親穿的白色的襯衣上留著血。實際上不是，他是穿著一種……天藍色的襯衣。”184
林斤瀾：“老舍原有專車接送，這天中午，司機班罷車。老舍到院子門口對麵，‘斤餅斤麵’小鋪，買了個芝麻大燒餅。”185[筆者按：林斤瀾的言外之意，老舍是上午到的單位。]
柯興（2000年）：老舍是上午來的文聯。“‘八二三’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獨自坐著……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機不拉他了。我問他吃飯沒有，他搖頭。我就去問他的司機，為什麼不拉他回家吃飯。司機說今天罷工了。我就把他帶到文聯對過的晉風削麵館，給他買了二兩刀削麵，他沒有吃完，一句話也不說，看上去很苦悶。”186
同是柯興，在1986年為紀念老舍逝世20周年而寫的長篇回憶散文《語言大師在沉默中死去》裏，曾這樣描述：“我知道了司機班從今天一早就罷工了，不再拉那些反動臭權威了！老舍今天不是坐小車，而是乘公共汽車來的羅？一個步履蹣跚，弱不禁風的老頭兒……我的心，有些沉。”187穿得“好像是西服，沒有打領帶。”188
2、北京市文聯何時和怎麼來的紅衛兵？
蕭軍：“下午我由家回到文化局，不久就來了一隊紅衛兵，在院中不由分說就將我揪倒在地，開始了拳打腳踢，和皮帶的抽打。因為全是些女孩子，我隻好任她們辱罵、毆打，決不抵抗，最後竟給我掛起了一麵‘老牌反黨分子--蕭軍’的牌子。”189
端木蕻良：“室內正在認真開會，忽聽窗外人聲鼎沸，隨著便有造反派闖入，拿著名單唱名，叫到的人，趕快出去到廣場上排隊，隨即往他脖頸上掛塊牌子。凡是掛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題名’，進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了。”我和老舍是最後兩個被點名叫出去的。190
浩然：“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寫材料，……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裏集合。”191當時是侯文正指揮一切。“侯文正在那裏喊：老舍出來！那些被揪出來的人站成一排，……每個人都給帶牌子。”牌子“是現寫的。用我們對麵院子裏堆的木板。”192浩然在1998年接受陳徒手的采訪時，也說當時是“侯文正在講話，要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地厲害。老舍上卡車上不去，在後麵用皮帶抽。”193
楊沫：下午約3時，女紅衛兵（多是中學生）來了一群。約莫下午4時，被揪出來的人，都被趕上一輛大卡車開走了，聽說開到了國子監。194
葛獻挺：文聯司機莫全向女八中的學生“隨便點了一下，你們看，那邊來那個老頭，是這個院裏最大的權威老舍。幾個學生去了後，問你是反動權威老舍嗎？他說，我是老舍。噴氣式就把老舍從文史館的門口糊裏糊塗地揪到這一群當初已經被揪出來的人群中，在文聯、文化局的院裏。”195